第一章 此时此刻（第5/20页）

我向地铁站走去，准备坐市内电车去看零爆点(9)。就从那里开始我的短暂旅程吧，因为最最重大的事件在那里发生；可是因为事件发生时我已离开纽约，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目击者，所以我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如果我真的去了，那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将是完全不合时宜的。因此，穿过中央公园后，我来到了熟悉的大都会博物馆，像个无所事事的人一般，在那里打发掉一个下午。

第二天，在我离开医生的诊所时，我已经预约好了翌日一早去做胶原质注射。刚巧有人取消了一个预约，医生就把我填了进去。护士告诉我说，医生建议我在做完治疗后，最好再在宾馆里住一个晚上，不要马上回伯克希尔山——虽说这种治疗结束后很少会发生不良反应，可是为了预防万一，最好还是待到第二天早晨。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到时候我就可以回家去继续我的日常活动了。医生自己也期待治疗会达到很好的效果，他认为植入胶原质还是有可能使膀胱的控制力得到彻底恢复的。万一胶原质“流失”了，他解释说，他就必须给我做第二或第三次治疗，直到它被永恒地粘着在膀胱颈上；当然啰，一次注射就取得成功的例子也不少。

好极了，我说，我迫不及待地做出了那个本应该回家去好好想一想再做出的决定，我不可思议地把眼睛直接瞄准了医生预约单上的空当。甚至在我还未离开诊所这个振奋人心的环境，还在下楼去大厅的电梯里的时候，我就已经无法约束我自己，无法抑制住那种枯木逢春之感。我在电梯里闭上眼睛，想象着自己在一天结束后在大学的公共泳池里游泳，那么的自由自在，再也不用担心丢人现眼。

感觉这么得意实在是荒唐得很，也许是因为治疗将带来可喜的变化，也许更因为它将改变我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将改变我除了写作之外剪断生活里的一切联系的决心——直到那时我才明白过来为此我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而以前我都选择了忘却（有意的忘却正是这种生活准则的最为重要的内容）。在乡下，没有东西来诱惑我捡起希望。我已经和我的希望讲和了。可是，当我来到纽约，纽约确实可以在短短数小时内影响一个人——生活的可能性被唤醒了。我的希望再次抬头了。

电梯在泌尿科的下面一层停下来，一个颤颤巍巍、上了年纪的老妇人走了进来。她手里拄着根拐杖，脑门上那顶褪了色的红色雨帽压得很低，这些使她看上去有些乖张，有点乡下人的感觉，可当我听见她和一起进电梯的那位医生在那里轻声交谈——他是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他轻轻地扶着她的胳膊——当我听见她说的英语里夹杂着外国腔，我又朝她望了一眼，心想她会不会是某个我认识的人。她的声音就和她的语调一样个性鲜明，那是个年轻的声音，对世道艰难一无所知的稚嫩的小姑娘般的声音，你根本无法把这种声音和这张幽灵般的脸联系起来。我想，我熟悉这个声音的。我知道这种口音。我认识这个女人。在底楼，我跟在他们身后穿过了医院大厅朝外面走，我碰巧听到了那位医生说出那个老妇人的名字。因此，我跟着她走出了医院大门，一直走到麦迪逊广场以南几条街上的一家小餐馆里。我的的确确认识她。

现在是十点半，只有四五个顾客还在那里吃早饭。她在一个包间里坐下。我也找到一张空桌子坐下。看来她没有意识到我在跟踪她，更没有意识到我就在她的咫尺之外。她的名字叫艾米·贝莱特。我们仅仅见过一次面，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

艾米·贝莱特没有穿大衣，只戴了顶红色雨帽，穿了件浅色的羊毛开衫，里面是一件感觉是夏天穿的薄棉的连衣裙，过了会儿我才意识到那其实是一条浅蓝色的住院病人穿的长袍，背后本来用回形针固定的地方被纽扣取代了，腰间系了一条如麻绳般的腰带。我想，她不是穷极无奈就是发了疯。

一个侍者走过去听她点单，在他走后她打开拎包取出一本书。在她漫不经心地看书时，她伸手把帽子摘了下来放在位子旁边。她朝着我的一侧的脑袋被剃光了，也许剃的时间还不是很长，那里长出了一层细毛，还有一条手术留下的疤痕如一条蜿蜒的细蛇穿过她的头顶，一条粗糙的、清晰的疤痕从她的耳后曲折地爬到她的眼角。她脑袋的另一侧长着长短不齐的头发，灰白的头发被松松地打了一个髻，她的右手正心不在焉地捋着头发——就像一个孩子在看书时常有的动作，用手无意识地拨弄头发。她多大岁数？七十五岁。一九五六年我们遇见时，她才二十七岁。

我点了咖啡，慢慢地呷着，喝完后，也没有朝她那儿瞧一眼，就起身离开了餐馆。时隔那么多年，我又意外地遇见了艾米·贝莱特，她的容颜已发生了可怜的变化，而她的整个存在——在我第一次遇见她时，曾经是那么的朝气蓬勃、乐观开朗——明显已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