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德列家族和弗莱明家族(第9/14页)

然后母亲说:“可怜的波普伊,总有人要找他的碴儿。其实他非常聪明,他的聪明和别人不一样。有些人在这样的地方活不下来,人们容不下他们,就是容不下。”

母亲可以开波普伊的车去拓展业务。有时候波普伊去多伦多了,我们就开着他的车出去过周末。如果不是有一拖车的货要拉回来,他出门一般会坐火车——就像我刚才说的,后来他不幸在火车上遇到了麻烦。我们自己的车年久失修,连镇子都开不出去,只能往达格利什开个来回,再远就不行了。我父母跟其他很多陷入大萧条的人一样,家里都有一些大物件,比如汽车或锅炉。这些东西慢慢变旧,没法修,也买不起新的。自己的车好用的时候,我们一夏天会去戈德里奇一两次,去那里的湖上玩,有时候也会去看望住在乡下的姑姑们。

母亲总是说父亲的家庭很奇怪。说它奇怪,不仅仅是因为家里先有了七个女孩,然后才有了一个男孩,还因为这八个孩子中,有六个仍然生活在一起,住在她们出生的房子里。另外的两个,一个女孩小的时候死于伤寒,另一个就是我父亲,他逃出了那个家。仍然生活在一起的六姐妹很古怪,至少她们同时代的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她们都是老古董,真的;母亲就是这么说的;她们属于另一个时代。

我不记得姑姑们来过我家。她们不喜欢来达格利什这样的大镇子,也不敢离开家太远。姑姑们住的地方离我们有十四五英里,她们没有车,平时出门驾马车,冬天则用马拉雪橇,那时别人早就不用马做交通工具了。她们一定来镇上办过事,我记得见过一次。一个姑姑在街上赶着马车,车顶高高的,像一顶黑色女帽。她侧身坐在座位上,除了看路,大部分时间都低着头。众人的目光似乎让她感到痛苦,但她很固执,稳稳地坐在座位上,尴尬而又固执。她自成一景,和波普伊·卡伦德有得一比。我真的不能相信她就是我姑姑,这好像不可能。可是我记得早些年去过农场一次,也许不止一次,那会儿我还太小,记不清楚了。那时我还没有这种怀疑,不觉得她们有什么古怪。当时爷爷卧病在床,我想是快不行了,在爷爷身体上方挂着一把棕色的大纸扇,纸扇连着几根绳子,拉动绳子就可以给爷爷扇风。一个姑姑正在教我怎么拉绳子,这时楼下忽然传来母亲喊我的声音。我和姑姑对视了一眼,就像两个小孩听到大人叫自己一样。我当时一定觉得姑姑的眼神有些不寻常,和普通大人的眼神不一样,缺少必要的平衡感和界限感;不然我是不会记得的。

还有一件事和一个姑姑有关。我觉得是同一个姑姑,但也可能是另外一个。我们一起坐在屋后的台阶上,旁边放着一只六夸脱的篮子,篮子里装满了晾衣夹。姑姑在为我做玩具娃娃,用圆头夹子做出大体的样子,用黑色和红色的蜡笔做嘴巴和眼睛,然后从围裙口袋里拿出一些纱线,缠在夹子上做头发和衣服。然后她跟我说——我非常肯定她这么说了:

“这是位女士。她戴着假发去教堂,看到了吗?她可骄傲啦。如果起风了,会怎么样?她的假发会被直接吹掉。看到了吗?你吹吹看。”

“这是个士兵。看到他只有一条腿了吗?他的另一条腿在滑铁卢战役中被炮弹炸飞了。你知道炮弹是什么吗?就是那种从大炮里射出来的玩意儿。他们打仗的时候一点火,轰隆隆!”

夏末一个炎热的周日,我们打算开波普伊的车去农场看望姑姑们。父亲说不行,他不开其他男人的车——也就是说他不开波普伊的车,不想坐在波普伊坐过的地方——所以只好由母亲来开车。这样一来,整个出行都叫人觉得不踏实了,责任分配错乱了。

母亲不太熟悉路,而父亲总是在最后一刻才告诉她走得对不对。这有点捉弄人的意味,也不是没有怀疑和责备的意思在里面。

“是在这儿拐弯吗?还是在前边那个路口?等我看到那座桥,我就知道了。”

路线很复杂。达格利什附近的路大部分都是直的,但这儿的路或绕着山盘旋,或隐入沼泽不见。有些地方甚至只是两道车辙,中间夹着一排车前草和蒲公英;有些地方,野生浆果灌木丛的藤蔓爬过了路面。这些高大粗壮的灌木密实、多刺,叶子绿得发亮,近于黑色,让我想起为摩西让路的海浪。

前面就是桥了。这座桥就像连在一起的两节火车车厢,车皮没了,只剩下骨架,宽不过一条车道。旁边的标牌上写着:卡车不宜通行。

“我们永远也到不了了,”车子颠簸着开上桥面时,父亲说,“那就是他了,梅特兰老爹。”

妹妹说:“哪儿?谁?你说他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