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德列家族和弗莱明家族（第9/14页）

然后母亲说：“可怜的波普伊，总有人要找他的碴儿。其实他非常聪明，他的聪明和别人不一样。有些人在这样的地方活不下来，人们容不下他们，就是容不下。”

母亲可以开波普伊的车去拓展业务。有时候波普伊去多伦多了，我们就开着他的车出去过周末。如果不是有一拖车的货要拉回来，他出门一般会坐火车——就像我刚才说的，后来他不幸在火车上遇到了麻烦。我们自己的车年久失修，连镇子都开不出去，只能往达格利什开个来回，再远就不行了。我父母跟其他很多陷入大萧条的人一样，家里都有一些大物件，比如汽车或锅炉。这些东西慢慢变旧，没法修，也买不起新的。自己的车好用的时候，我们一夏天会去戈德里奇一两次，去那里的湖上玩，有时候也会去看望住在乡下的姑姑们。

母亲总是说父亲的家庭很奇怪。说它奇怪，不仅仅是因为家里先有了七个女孩，然后才有了一个男孩，还因为这八个孩子中，有六个仍然生活在一起，住在她们出生的房子里。另外的两个，一个女孩小的时候死于伤寒，另一个就是我父亲，他逃出了那个家。仍然生活在一起的六姐妹很古怪，至少她们同时代的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她们都是老古董，真的；母亲就是这么说的；她们属于另一个时代。

我不记得姑姑们来过我家。她们不喜欢来达格利什这样的大镇子，也不敢离开家太远。姑姑们住的地方离我们有十四五英里，她们没有车，平时出门驾马车，冬天则用马拉雪橇，那时别人早就不用马做交通工具了。她们一定来镇上办过事，我记得见过一次。一个姑姑在街上赶着马车，车顶高高的，像一顶黑色女帽。她侧身坐在座位上，除了看路，大部分时间都低着头。众人的目光似乎让她感到痛苦，但她很固执，稳稳地坐在座位上，尴尬而又固执。她自成一景，和波普伊·卡伦德有得一比。我真的不能相信她就是我姑姑，这好像不可能。可是我记得早些年去过农场一次，也许不止一次，那会儿我还太小，记不清楚了。那时我还没有这种怀疑，不觉得她们有什么古怪。当时爷爷卧病在床，我想是快不行了，在爷爷身体上方挂着一把棕色的大纸扇，纸扇连着几根绳子，拉动绳子就可以给爷爷扇风。一个姑姑正在教我怎么拉绳子，这时楼下忽然传来母亲喊我的声音。我和姑姑对视了一眼，就像两个小孩听到大人叫自己一样。我当时一定觉得姑姑的眼神有些不寻常，和普通大人的眼神不一样，缺少必要的平衡感和界限感；不然我是不会记得的。

还有一件事和一个姑姑有关。我觉得是同一个姑姑，但也可能是另外一个。我们一起坐在屋后的台阶上，旁边放着一只六夸脱的篮子，篮子里装满了晾衣夹。姑姑在为我做玩具娃娃，用圆头夹子做出大体的样子，用黑色和红色的蜡笔做嘴巴和眼睛，然后从围裙口袋里拿出一些纱线，缠在夹子上做头发和衣服。然后她跟我说——我非常肯定她这么说了：

“这是位女士。她戴着假发去教堂，看到了吗？她可骄傲啦。如果起风了，会怎么样？她的假发会被直接吹掉。看到了吗？你吹吹看。”

“这是个士兵。看到他只有一条腿了吗？他的另一条腿在滑铁卢战役中被炮弹炸飞了。你知道炮弹是什么吗？就是那种从大炮里射出来的玩意儿。他们打仗的时候一点火，轰隆隆！”

夏末一个炎热的周日，我们打算开波普伊的车去农场看望姑姑们。父亲说不行，他不开其他男人的车——也就是说他不开波普伊的车，不想坐在波普伊坐过的地方——所以只好由母亲来开车。这样一来，整个出行都叫人觉得不踏实了，责任分配错乱了。

母亲不太熟悉路，而父亲总是在最后一刻才告诉她走得对不对。这有点捉弄人的意味，也不是没有怀疑和责备的意思在里面。

“是在这儿拐弯吗？还是在前边那个路口？等我看到那座桥，我就知道了。”

路线很复杂。达格利什附近的路大部分都是直的，但这儿的路或绕着山盘旋，或隐入沼泽不见。有些地方甚至只是两道车辙，中间夹着一排车前草和蒲公英；有些地方，野生浆果灌木丛的藤蔓爬过了路面。这些高大粗壮的灌木密实、多刺，叶子绿得发亮，近于黑色，让我想起为摩西让路的海浪。

前面就是桥了。这座桥就像连在一起的两节火车车厢，车皮没了，只剩下骨架，宽不过一条车道。旁边的标牌上写着：卡车不宜通行。

“我们永远也到不了了，”车子颠簸着开上桥面时，父亲说，“那就是他了，梅特兰老爹。”

妹妹说：“哪儿？谁？你说他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