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13/14页）

我从盒子里把东西一样样拿出来，擦干净，至少是暂时干净了。它们很周到地给我服务过，而且我当时确实很需要它们。“确实需要。”我小声说着，有种无边无际的感激突然善意地从我身体里涌过。这可能已经跟辐条没什么关系了。在一个无法估量长度的时刻里，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个整体，一个长长的故事，跟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是的，在那一刻它们最准确地表达出了到这一天、这个小时、这个地方为止所发生过的一切：一双发霉的鞋，一堆毛线，一副只有一个镜片的眼镜。

“对不起，真对不起。”后来，我开始说起话来。我先是向克鲁索表示道歉——因为我没能够坚持。我给他解释，努力不遗留任何细节。我想把所有的事都总结一下：一方面是恐惧和一种莫名其妙的厌恶感（对死者的厌恶），另一方面是悲伤和莫名其妙的同情感（对死者的同情）。我突然间能说话了。因为喝醉了，所以我说了一些没打算说，也从来没有说出口的话，一些只跟我们俩有关的话，洛沙和我，那两个人。眼泪也不是事先计划好的。最后，我请克鲁索允许我做辐条这件事。我解释了自己想要做什么（很自然就想到了，“孤儿院”的辐条，那个孤儿，我后来想到，对他来说没有其他的家属，除了我，他在克劳斯纳洗碗间的这个继任者，他不会再有其他人了），还有，这个为什么不会损害对瓦伦丁娜·克鲁索维奇或说索尼娅的追思（我是这样说的），正相反。我现在可以定期到这儿来了，我会负责，就像我答应过的那样，这将是做这件事的合适地点，“找到部”。然后，我还对辐条本人表示了歉意，先是为那件毛衣和那双鞋。然后，作为代言人，也为大家后来说他的那些坏话，嘲笑（孤儿院的小孩儿，傀儡，废物），大家开过的所有那些恶毒的玩笑，对一个，就像克鲁索说过的，“从其他方面看也不合适”的人。

在秋天的那几周里，哥本哈根教区委员会的伍尔夫·D.瓦特杨又来过一封信。“没能对您的调查工作提供帮助，我至今仍感到抱歉……”他的邮件开头这样说。我得承认，这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自己在丹麦的日报《政界》上读到一则关于柏林墙博物馆研究计划的消息，内容是关于东德那些逃往丹麦的人。博物馆委托刚出版新书《东部逃亡者》的作者耶斯佩尔·克莱门森搜集物证、姓名和其他一些史料。如果跟博物馆方面联系，瓦特杨说，也许能让我有些进展。我跟耶斯佩尔又通了一次电话，他说，柏林方面一开始想提出相应的申请，来为这个项目筹集经费。我把听筒更紧地贴在耳朵上，说自己非常确信会筹集到这笔钱的，用不完的钱，“不为这个还为什么，耶斯佩尔？”

今年春天，俄罗斯公墓重新修葺了。那些坟墓闪闪发光，像新的一样。公墓的大门也重新刷了漆（那两个苏联红五星现在是灰色的），他们还修了一道更坚固的篱笆来对付这个地区经常出没的野猪。

我常常只是蹲在墓前，脑子里想不到什么。没有《颂歌》，没有《诗篇》。树林静悄悄，或者沙沙地说着那些曾经的句子：

“那些死去的人在等着咱们，艾德，你怎么看这件事？”

或者

“记着那个绿色的光”

或者

“你在这儿等着，不要离开。”

“我保证。”我喃喃地说，后来，我跟辐条聊起了克劳斯纳，在洗碗间的工作，大汤勺，维奥拉，厨师迈克，和那些只有在那里，在岛上才会有的东西，只有那个时候会有。说起他为什么还是要那样做，为什么他就不能走其他的路。

如果有时间，我会在回去的路上到“丽塔小吃店”停一下，那是B2公路旁边的一个小木板屋，在回家的路半中央。那里有一个锯木厂和一个名叫“荨麻地”的废弃火车站。那里还有一个给载重卡车掉头的弯道——实际上是一大片空地，只有沙子，就像海滩上一样，离波茨坦三公里。

[1] 克林特霍尔姆（Klintholm），丹麦默恩岛东南部港口，临波罗的海。

[2] 西兰岛（Seeland）、洛兰岛（Lolland）、法尔斯特岛（Falster）均为丹麦岛屿。

[3] 丹麦语，意为“小美人鱼”。

[4] 库伦斯伯恩（Kühlungsborn），德国东北部市镇，临波罗的海。

[5] 沃尔丁堡（Vordingborg），西兰岛南部城市。

[6] 柏林墙于1961年8月13日开始修建。

[7] 籍里柯（Jean Louis André Théodore Géricault，1791—1824），法国画家，浪漫主义画派的先驱。

[8] 丹麦语，意为“警察局”。

[9] 德国诗人诺瓦利斯的本名。

[10] 指诺瓦利斯的作品《夜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