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访谈的故事（第6/19页）

我所剩下的只有我对人民和国家的热爱，对儿女和刚刚经受中风痛苦的可怜的父亲的责任……能够让我在这条漫长空旷的路上走下去的是我对您无限的信任，您是正义的守护神。我将永远热爱您为领导民族命运所做的一切，我将永远忠诚于您。我对您的情感将伴随我的一生。我担任总编的时候热爱您，但那并不是因为我是个人物，现在我什么也不是了，我仍然热爱您。如果您任何时候需要我，只要我还活着，还有力气从绝望和痛苦中爬出来，我都将用我最后的力量向您跪拜，只要这能够使您登上自由、尊严和生命的宝座。我将弯下我的身体将您高高举起，我随时准备作战，因为您是一个正义、无畏、伟大的人！

罗马尼亚万岁！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万岁！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万岁！罗马尼亚现代史上一个伟大的名字，一颗勇敢的灵魂，一部壮美的篇章！那些能够分辨是非、分辨勇敢的战士和伪装的叛徒的人万岁！

感谢您的一切，我唯一遗憾的是我不能再做更多的事，不能做得更好、更有效。

祝您万寿无疆！虽然我已经一文不值，但我还是要说，如果哪个混蛋威胁到您的生命，我随时准备好挡在您的胸前。只有在这些时刻，您才能看到一个人真正的品质。我宁愿作为一个勇士死去，也不愿作为懦夫活着。

尽管这封信的作者穷尽赞美和奉承之辞，但他并没有像他自己承诺的那样用自己的胸膛去保护独裁者。1989年12月，在布加勒斯特发生骚乱的时候，由于受到愤怒群众的袭击，这个诗人到美国大使馆寻求避难，据说随身带了满满一箱珠宝。之后，他消失了一段时间，现在又重新回到了罗马尼亚公众生活的中心。

我费此笔墨引用的这封信不仅象征着一个时代，同时也代表了一种职业，妄自菲薄的职业：人们自觉自愿地从事这样的职业（不像斯大林时代是被迫的），并且用不同的方式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进去。不论他们是否熟练，他们始终狡猾无耻地做着这件事情，而且总是有利可图。在这个荒唐的闹剧里，演员们用灵魂换取小小的奖赏。但这些不能见光的计谋总是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这些职业演员们富有创造性的领悟力和整个被压迫得麻木不仁的民族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是我在一篇短篇小说里所说的“厌恶综合征”）。

“杀手队”和“党员知识分子”并不相同，它是一支特殊的警卫队。它的成员无条件地效忠于领袖和他的安全局，而不是共产党。它和权贵阶层也不同，虽然它从心里鄙视权贵阶层，但有时还是会和它合作（和其他恐怖组织一样）。这个特殊的群体拥有党内各阶层不能拥有的“自由”，并经常享受特权。他们在很多场合戴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具无法掩饰他们真正的面目，民族主义的恶魔常常不耐烦地从面具下露出狰狞的面目。

“杀手队”惯用的武器是揭发、造谣以及各种声东击西的策略。他们有各种打击目标，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虚构的，但是“外国人”、“自由主义者”、“世界主义者”或“欧洲类型”是他们最喜欢的打击目标。有时，如果那些穿制服的“导演”觉得合适，对某些官方组织进行攻击也是许可的：例如，作家协会被指责奉行“精英主义”、“工联主义”甚至“职业作风不当”，他们提出要建立一个党的作家协会。事实上已经存在的那类被称为“拥护共产党的爱国诗人和作家”证明这个后斯大林、后纳粹（也许甚至是后现代主义）的独裁统治错综复杂，充满了阴谋诡计。

“杀手队”在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下的文化领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官方发动的“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声称罗马尼亚的文化价值具有至高无上的优越性，反对把民族文化的价值放到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独裁政权把这场辩论作为威胁知识分子的武器。（在我的访谈中也提到了这场辩论。）

也许我应该着重介绍一下“杀手队”的四个成员，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齐奥塞斯库政权的缩影，而且不幸的是，也可以看到后齐奥塞斯库时期的情况：

●欧金·巴尔布——科学院院士，数届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星期》的“社会主义老板”；擅长写作短小有趣的散文（被控抄袭他人）；民族主义分子、传播丑闻的记者。我们称他为“老板”。

●阿德里安·保恩内斯库——一个不能说没有天赋的诗人，因过于多产而自贬身价，笔下不断涌出赞美、绝望、后悔和恐惧之辞；一个冲动具有煽动性的记者；《火焰》的总编（火焰俱乐部的主任）；忠于领袖并因此得到丰厚的俸禄。我们暂且给他一个代号叫“抒情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