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访谈的故事（第5/19页）

他们确实这样做了，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做。那你们为什么还要付给他们薪水，还要继续多久？我差一点要问出这些问题，但我克制住了自己：打断这种微妙的忏悔未免有些鲁莽。紧接着又是长长的暧昧的沉默，最后他终于讲到了关键问题。

“您为什么不移民？”他小心翼翼地问。

“你是建议我移民吗？”我用一个问题回答了他的问题，这正是他们那些人的惯用伎俩。

“当然不是。”他很快地回答。他再一次告诉我，我是多么受人尊重，等等，等等。他站起来，非常高大。

在走廊上，帕特和帕塔熊像刚开始那样互相微笑着。

“您会很快拿到护照的。”那位官员总结性地说了一句，一面扣好夹克衫的扣子，检查一下它们是否都还在。

他是被派来安抚我的吗，好让我带着美好的印象离开这个我不愿抛弃的国家？“我知道，几个月前，作家协会的主席已经告诉我了。”我疲倦地插了一句，准备结束对话。

“你们协会的主席不能颁发签证，颁发签证的是我们。”他轻蔑而生硬地回答我，把手放在门把上准备开门。

国家安全局官员试图“安慰”我的幼稚举动丝毫没让我安心。我现在知道国家安全局对我的那次访谈耿耿于怀，我的档案已经堆得越来越高。但是直到1990年，我才知道官方对我在《家庭》上登出的那次访谈做出了什么反应。我的同犯，那次访谈发表时的《家庭》助理编辑拉杜·艾涅斯库，1990年春天在一本杂志上透露，当时，那次访谈已经被定性为“国家问题”。作为罗马尼亚文化界最出色的人物之一，他勇敢地刊登了那次访谈，并谨慎而不失尊严地承担了后果。

那个国家安全局官员对“挑拨是非者”虚伪的批判连孩子都糊弄不了。没错，正如他所说的，他对他们“肮脏的交易”了如指掌，但是国家安全局文化杀手队的问题并不只是物质上的好处或某些豁免权，他们的问题是那些真正的肮脏交易：抄袭、代人捉笔、纵容恶行、滥用职权……政府对这些问题听之任之绝不是偶然，很多事情到今天还是遮遮掩掩。

就在安全局官员来访前不久，命运之神——这是安全局无法控制的——揭开了一个罪恶的秘密。离布加勒斯特不远，在普洛耶什蒂的一个体育馆里，在摇滚音乐的伴奏下，人们朗诵着献给敬爱领袖的诗歌。这个被称为火焰俱乐部的活动是以官方诗人阿德里安·保恩内斯库编辑的杂志《火焰》命名的。在一次表演过程中，观众席的一部分突然倒塌了。数千个歇斯底里的少年惊慌地逃离他们的位置，他们的身后留下了在这些法西斯狂欢活动中象征爱国主义精神的东西：胸罩和短裤；伏特加、红酒、啤酒和香槟酒瓶；更多的短裤、胸罩和避孕套。这让组织者——诗人阿德里安·保恩内斯库大为尴尬，他一直在利用火焰俱乐部积累政治和经济资本。很显然，这个丑闻照亮了他对手的幸运之星，那就是年轻的爱国诗人科尔内留·瓦基姆·帝舵。

1990年，在独裁者死后，一封被公之于世的信揭开了国家安全局“文化”特务的真面目。这封信是在普洛耶什蒂事件之后保恩内斯库被解除《火焰》编辑一职那天写给齐奥塞斯库总统的，日期是1985年7月8日，星期一，和那个扣子掉了的官员拜访我是同一个星期。这封信值得我们好好拜读：

罗马尼亚人敬爱的领袖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

我写下这些话，再一次地打扰您，是因为和从前一样，我觉得我写下的是公道和正义。在几个星期的痛苦之后，他们把我叫去告诉我，我被解聘了。我不知所措地离开了党组织。

我不想反复唠叨发生在普洛耶什蒂的不幸事件来让您生气，但是我会永远感到遗憾，有人利用这个事件迫使一个“齐奥塞斯库主义”的忠诚卫士离开了战场。我甚至不会说自己是完全无辜的，没有犯任何错误，但是我可以承认并感到后悔的那些错误、罪过和他们指责我的内容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也不能成为让我离开《火焰》的理由。我只是想告诉您，如果这是您的决定，那么它就只能是一个英明的决定。我相信您的能力和公正。我知道，没有任何人能够停下已经开动的要剥夺我一切东西的机器。这封信的目的是要向您表达我深深的谢意，谢谢您给了我很少有人能够得到的参加各种文化活动的机会，我要用这封信为我的生命篇章画上句号，也许就是为我的生命画个句号。我热切地希望您能相信，所有我做过的好事都是因为我相信我的祖国，相信您，所有我可能做过的坏事都绝没有恶意。

现在我什么都不是了。现在任何人都可以践踏我的生命，践踏我曾经做的工作，践踏我的名字。我已经毁了。我知道有许多敌人都在等待这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