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跨越海峡（第7/12页）

但是，那正是莫里亚克不愿意做的事。他写了“回忆录”，但它们不是他的回忆录。我们没有看到他儿时的数数游戏和拼写游戏，没有读到第一个女佣待在潮湿的阁楼里的故事，没有看到精明的叔叔镶着金属假牙讲着一个个故事等诸如此类的事情。相反，莫里亚克告诉我们他读过的那些书，他喜欢的画家，他观赏过的戏剧。他在审读他人的作品中发现了他自己。他在对恶魔般的纪德强烈的愤怒中，表达了自己的信仰。读他的《回忆录》，就如在火车上遇到一个人，而这个人说，“别看我，那会误导你。如果你想知道我是怎样的人，等到我们进人隧道，仔细端详我在车窗里的映像。”于是你等到那时看去，看到在移动的黑灰墙、电缆以及突现的砖头建筑映衬下的一张脸。透明的人影晃动着、跳跃着，总是相距几英尺之远。你习惯了这个映像的存在，并随之晃动与跳跃；虽然你知道它的出现是有条件的，可你觉得它是永恒的。这时，头顶传来一声呼啸、一声吼叫，涌现了大量的光线；那张脸永远地消失了。

哦，你知道，我长着褐色的眼睛；你想怎么发挥就怎么发挥吧。六英尺一高；灰白的头发；身体健康。但是我身上哪些是重要的呢？只有我的所知，我的所信，我所能告诉你的。我的性格没有多大关系。不，那不是真的。我很诚实，我最好告诉你这一点。我的目标是讲真话；虽然我想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犯错误的话，至少我周围有好伙伴。《时代》杂志，在1880年5月10日的讣告栏里声称，福楼拜写了一本书，名为《布瓦尔与白居谢》，说他“起初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业：即外科医生的职业”。我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一卷（人们说这是最好的一卷）中写道：查理·包法利是小说家父亲的肖像画。这篇文章的作者，一个名为“E.G.”的人，结果是埃德蒙·戈斯。读到这点，我嗤之以鼻。自从我与埃德·温特顿邂逅以来，留给戈斯“先生”的时间就少了。

我是诚实的人，可靠的人。做医生时，我从没杀害过一个病人，这你觉得有点夸张，难以想象。人们信任我；至少他们会回到我这儿。我善待临终的人。我从没喝醉过，就是说，我没喝得太醉过。对想象自己病了的病人从不给开药方；在进行外科手术时，从不对女人有出格之举。听上去像道德圣人。可我不是。

不，我没有杀死我的妻子。我也许早该知道，你会那样想。一开始，你发现她死了；然后过了一会儿，我说，我从未害死过一个病人。啊哈，那么你杀死过谁呢？毫无疑问，问题似乎很符合逻辑。出现猜疑是多么容易的事。曾经有一个名叫勒杜的人，他不怀好意地声称，福楼拜是自杀的；浪费了人们不少的时光。以后我会把他的情况告诉你们。但是，事情的发展都证明了我的观点：什么知识是有用的，什么知识是真实的？我要么不得不给你提供许多关于我自己的信息资料，使你必须承认，正如福楼拜没有自杀一样，我也不可能杀害了我的妻子；要么我只好说一声，行了，够了。到此为止。J’y suis, j’y reste。

或许，我也可以玩一把莫里亚克的游戏。告诉你，我是如何在阅读威尔斯、赫胥黎以及萧伯纳中长大的；我如何酷爱乔治，艾略特，接至萨克雷，而不喜欢狄更斯；喜欢奥威尔、哈代以及豪斯曼，不喜欢奥登、斯彭德与伊舍伍德之流（把社会主义鼓吹成同性恋法律改革的把戏）；我又如何正在把维吉尼亚·伍尔夫留到我死了再读。我可以详细地谈论所有这些话题；让我用这样的表达来谈论我的所思所想并释放出杰弗里·布拉斯韦特先生的情感，将会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但这对提及的那位先生有什么意义呢？

我宁可换一种玩法。有位意大利人曾经写过，批评家暗地里想要杀死作家。那是真的吗？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的。我们都讨厌金蛋。当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又写出了一部优秀小说的时候，你可以听到批评家在低声说，又是带血的金蛋；难道今年我们还没吃够炒蛋？

但是如果没有优秀作品问世，那么许多批评家就会成为文学的独裁者，规范过去的文学，以悄然无声的权威性，设定艺术的未来方向。这个月，大家必须写这个方面的文章；下个月，谁都不允许写那个方面的文章。除非我们开口，否则不允许重印。所有这种带有诱惑性的坏小说的印刷本都必须立即销毁。（你认为我在开玩笑吧？在1983年3月，《解放报》敦促法国妇女权益部，必须把以下的作品放在“公开煽动对男性至上的仇恨”的禁书目录中：《巨人传》、《无名的裘德》、波德莱尔的诗歌、卡夫卡的所有作品、《乞力马扎罗的雪》，还有《包法利夫人》。）还是让我们玩游戏吧。我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