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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今天晚上我渴望能与之坐在一起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五十个人。但是在诸位中间唯有我在这里表现得无拘无束而又没有太放肆随便。我并不粗俗；我也不是势利小人。即使我面对社会的重压，我也常常可以凭借灵巧的舌头，使一些别扭费解的事情传播开来。瞧瞧我那些小巧的玩意儿吧，转眼之间就能无中生有地编织出来，它们真使人愉快啊。我不是什么奇货囤积者——当我死的时候，我会只留下一柜子旧衣服——而且我也基本上对那些在生活中给路易斯招来那么多烦恼的小小虚名丝毫不感兴趣。不过我做出的牺牲很多。像我这样浑身散布着钢铁、银子和普通泥土的斑驳纹理的人，是不可能被那些无须外在刺激就能握紧拳头的人紧紧地捏在手中的。我没法做到路易斯和罗达那样的自我克制和英雄主义。我永远也造不出一个完美的语句来，即便是在正儿八经的谈话中也造不出。但是对于转瞬即逝的某一瞬间，我却可以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位献出更多；我会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位走进更多的房间，更多的互不相同的房间。可是由于我身上有一些东西不是从内部发生的，而是来自于外部，所以我将会被人们遗忘；我的声音一消失，你们就再也不会记得我了，不然，那也只能是偶尔将我当作某个曾经把水果编织成漂亮辞藻的声音的回声而回想起来。”

“瞧啊，”罗达说，“听我说。瞧啊，光线正在分分秒秒愈变愈强烈，到处可见繁花盛开、果实成熟；而我们的目光，当它们环视这间屋子和所有的桌子时，仿佛穿透了那些彩色的窗帘——鲜红的、橙黄的、红棕的以及其他古里古怪的中间色调，那些窗帘犹如帏幔一样，缓缓张开又随后闭合，恰似一样东西融入了另一样东西。”

“是的，”珍妮说，“我们的感官已经扩展了。那些原来苍白脆弱的神经网络和薄膜涨大并且扩延开来，它们就像纤细的丝线满布我们的全身，它们使空气变得可以触摸，使以前听不到的遥远的声音也全都被捕捉进去。”

“伦敦的喧嚣声，”路易斯说，“包围着我们。机动车、运货车、公共汽车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一切全都淹没在一种犹如转动的车轮似的单调声音里。所有独成一类的声音——车轮声，铃声，醉汉、寻欢作乐者的叫喊声——全都搅腾在一起，成为一种散发着钢蓝色泽、循环往复的喧闹。这时汽笛[3]长鸣一声。于是海岸渐渐远去，烟囱逐渐隐没，轮船驶向辽阔的大海。”

“珀西瓦尔走了，”奈维尔说。“我们坐在这里，被人群包围着，被灯光照耀着，显得五光十色；所有的东西——手，窗帘，餐刀餐叉，正在用餐的其他人——混合成了一片。我们被围困在这里。而印度却在外面的世界里。”

“我看见了印度。”伯纳德说，“我看见那低平的、长长的海岸；我看见一些被践踏得满街泥泞的弯弯曲曲的小街，在摇摇欲坠的宝塔之间拐进拐出；我看见一些雉堞状的金光闪闪的屋顶，一派脆弱而衰颓的气象，仿佛它们只是在一个东方博览会上匆匆搭建起来的临时建筑。我看见一对阉牛正拉着一辆低矮的大车，沿着烈日炙烤的大路走去。那辆快要散架的大车东倒西歪，摇摇晃晃。这时有个轮子陷在了辙沟里，马上就有数不清的缠着腰布的土著围拢上来。他们起劲地喋喋不休，但却什么也不做。时间仿佛永无止境，雄心勃勃则总是虚幻一场。一种人类的所有努力全属徒劳的感觉笼罩着一切。弥散着怪里怪气的酸臭味儿。一个老人站在一条水沟里，一边不停地嚼着槟榔，一边凝神静气，意守丹田。但是现在，瞧，珀西瓦尔过来了；珀西瓦尔骑着一匹叮满跳蚤的牝马，戴着一顶太阳帽。经过实施西方的行为规范，经过运用他所习以为常的粗暴语言，那辆阉牛拉的大车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就搞定了。有关东方的难题解决了。他骑着马继续上路；人群包围着他，把他看作——他其实就是——一个神。”

“他是不可捉摸的，无论他身上有或没有神秘莫测之处，”罗达说，“这都无关紧要。他就像一块投入池塘的石头，总被成群的小鱼围绕。跟这些小鱼一样，我们平时东跑西跑，但只要他一来，我们就会全都跑过去围着他团团转。跟这些小鱼一样，只要发现前面出现一块大石头，我们就会心满意足地波动，回旋。舒适的感觉悄悄漫过我们的身体。金色的亮光射进我们的血液。一下，两下；一下，两下；心脏在宁静、自信的状态中跳动，在一种感觉良好的忘我境界中跳动，在慈祥宽厚的喜悦心情中跳动；而且你们瞧——所有外部的世界——遥远地平线上的朦胧影像，例如印度，全部闯进了我们的视野。一度萎缩的世界又自动舒展开来；遥远的外省从黑暗中重又浮现出来；我们仿佛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在我们引以为自豪的、美丽富饶的外省的一角，看见泥泞的道路、混杂缠绕的荆丛、成堆成堆的人群以及啄食腐烂尸骸的秃鹫；这都是因为珀西瓦尔骑着一匹爬满跳蚤的牝马，沿着一条僻静的小路踽踽而行，在荒凉的树下扎下营帐，孤身一人坐在那里，眺望巍峨连绵的群山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