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夏尔的青年时代 15（第3/5页）

这个初涉艺术的年轻人承认自己喜欢雕刻家甚于画家，也许他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为雕刻家的艺术更加一目了然；其实，他几乎专门徜徉在当时人们称之为古典的东西之中，如希腊-罗马的或顶多是亚历山大的那些已遗失了的真迹之中。今天的观众不屑于这些被认为是冷峻的和累赘的，一句话是第二手的作品，不再有谁会跑到梵蒂冈去从贝尔维德尔的阿波罗塑像获取对高尚的启示，或者去拉奥孔的雕像旁汲取艺术的精髓；即使就纯希腊艺术而言，时尚也在后退，把那尊被米歇尔-夏尔差点儿与之相伴而亡的海军上将迪蒙·迪维尔从米洛斯带回的维纳斯扔在了身后。为了不使米歇尔-夏尔成为他本不是的没有修养的人，我们需要想到歌德和司汤达也是这么看待“古代艺术”的：这些神明和山林水泽仙女的鼻梁比我们的直，浑身赤裸，但像穿在一套衣服中似的包含在完美的体形之中，它们是人类黄金时代的人质。如果它们被修复，被重新修饰，如果我们把它们缺少的胳膊和腿补上，那么大理石的伤痕就悖逆了我们所期待于它们的那种幸福与和谐的形象。

这些异教的神明极其平静地待着，以至于一个像米歇尔-夏尔这样的好的天主教徒能够甚至应该（如果他有点教养的话）在他参观完教廷之后再去参观一下梵蒂冈博物馆。收集了这些杰作的红衣主教、大主教和主教们收藏的并非是一些偶像（只有某些文盲会这么称谓），而是一些崇高而无足轻重的奢侈品，它们只是标榜自己怀旧的拥有者们的一种修养和富足的证明而已。伟大的收藏的魅力也反映到这些漂亮的东西身上：《赫拉克勒斯》如果不也是法尔内塞的话，那它产生的效果就会小得多了。我们并不像今天因认真对待那些艺术品而要求他们点什么那样要求他们去草率地成为我们所认知的世界的形象，去转达艺术家个人的呐喊，去“改变生活”。他们是具有破坏性的，尽管我们对他们的尊敬使之没有看到这一点，但他们在这资产阶级化了的十九世纪仍没少在维护着一些在别处无公民权的行为。《战败的高卢人》在一个不敢贸然自杀的年轻人面前自戕；一些否认灵魂不朽的哲学家和一些被认为把基督徒送到野兽口中的“好”皇帝在大理石的壮丽中君临天下，而“坏”皇帝们也是一样。在一个裸体女人即娼妓的时代，在新嫁娘自己身着扣好领口的长袖睡衣的时代，在稍一提及“坏风气”，母亲们便面色苍白的时代，米歇尔-夏尔能够给他母亲写信说，《两性人》和《维纳斯》是陈列室里最美的装饰品：人们任他在凌乱的床单未盖住的那只纤巧的光脚前面想入非非，而那个想得到点小费的看守员则故意地把迷人的维纳斯在基座上转了一下，让年轻的旅行者看得更清楚些。

在那不勒斯，米歇尔-夏尔从“密室”走出来时非常恼火。当时收藏着性爱壁画和雕塑的那两间小展厅对他这个读过卡图卢斯和苏埃托尼乌斯作品的男孩来说毫无教益，那种画面简直不堪入目。他就这一问题写给他母亲的那几句愚蠢的说教式话语即使并不正确的话，也是真心话。对于一个纯洁的或几乎是纯洁的二十二岁的男孩来说，淫荡场面产生一种挑唆的作用，更何况他如果真被诱惑的话。即使他在“迷惑的一刻”可能做了他所厌恶的这类动作的一种，看到这些下流动作刻在大理石上展示在自己面前也是令人恼火的。在这些或多或少有点现实主义的普里阿波斯们中间，他是否想到了凡尔赛车祸死去的那具露着阳具的尸体，那是直到死都在表现生命力的象征吗？大家可能会打赌说他没有想到。但是，当米歇尔-夏尔指出肉欲的夸张并不使那些人感到惊讶时（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他走得也太远了。不仅是因为对巴黎或者对巴约勒匆匆一瞥可能让他得知风俗习惯没怎么改变——不管它们披着怎样虚伪的外衣，而且还因为把古代变成一个感官的“黄金国”是上当受骗，朴素的资产阶级或者自诩朴素的资产阶级一直是存在着的。

任何过于暴露的下流无耻都令他不快。有一次，他偶然地在意大利的一条大路拐角处碰上了他嘲讽地称之为“尊贵和体面的德·阿鲁伊恩”表兄，后者原是个潇洒的军官，后开了小差，同他一位上司的妻子私奔，逃到国外生活去了。这个浪漫的德·阿鲁伊恩在他看来几乎与三十年后在意大利生活的渥伦斯基同安娜·卡列尼娜的情形相仿佛。有个情妇是一回事，抛弃前程，不顾仕途则是另一回事。米歇尔-夏尔凡事认真，否则他在谈到一个扔下荨麻军装沉湎于温柔乡的男人时，口气会缓和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