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体的继承者（第2/14页）

不为镇区工作时，他埋头做两个项目—整理瓦瓦那什郡历史和我们1670年在爱尔兰开始的家谱。我们家族没有人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他们和爱尔兰新教徒结婚，生养了很多孩子。有一些没有结婚。有的孩子夭折了。家族里有四个人死于一场火灾。有一个人的两个妻子都是死于难产。一个人娶了罗马天主教徒。他们到加拿大之后，继续着同样的生活方式，多数和苏格兰新教徒结婚。对克雷格叔叔来说，有必要查到这些人的名字，血缘关系，出生、结婚和死亡三个重要的日期—如果没有结婚的话，就是出生和死亡两个日期。要完成这些，他通常要花费很大气力，还有惊人数量的世界范围的通信（他没有忘记家族中移民去澳大利亚的分支），并且用他自己大方而仔细的字体记录在这里。他没有向任何人问过，家族中有没有人做过比娶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女人的信仰用红笔在名字下标注出来）更有趣的事情；的确，如果有人做过的话，那就会颠覆他所有的记录。重要的不是个人的名字，是整个牢固而错综复杂的生命结构，它支撑着我们的过去。

这和本郡的历史一样，它的创建，稳定，发展，直至进入现在缓慢的下降趋势，只有一些小灾小难发生—杜伯敦的火灾，瓦瓦那什河的定期泛滥，某些寒冷的冬季，几起并不神秘的谋杀。郡里只出现了三位著名的人物—一位最高法院法官；一位考古学家，他在乔治亚湾发掘印第安村落，写了一部相关的书；一位女士，她的诗歌在加拿大和美国各地的报刊上发表。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日常生活。克雷格叔叔的档案和抽屉堆满了剪报、信件，里面包括天气的描述、一匹跑掉的马的记录、出席葬礼者的名单，那是大量累积的最为平凡的事实，他要把它们按顺序整理好。一切都要进入他的历史，他要让它成为瓦瓦那什的整个历史。他不会遗漏任何事情，所以在他去世时才整理到1909年。

当我多年后读到《战争与和平》里有关娜塔莎的部分，我就想到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尽管娜塔莎不理解，她还是认为她丈夫的抽象的智力追求非常重要。不论克雷格叔叔是否真的有抽象的智力追求，或者他是否一整天在把鸡毛分类，都没有差别，她们愿意相信他所做的事情。他有一台古老的黑色打字机，键盘带有金属边，所有长的黑色键盘座都露在外面；当他开始缓慢、大声、犹豫但是很有权威性地打字时，她们都压低了声音讲话，如果锅发出撞击声，她们会对彼此作出可笑的责备的表情。克雷格在工作！她们不许我到阳台上去，以免我会走到他窗前干扰了他。她们重视男人的工作胜过一切，她们也嘲笑它。这很奇怪。她们一边绝对相信它的重要，同时又做出判断，认为从某一点来看，它是琐碎和无足轻重的。她们从来不会管闲事；男人和女人的工作界限分明，任何超越，任何想要超越的意图，都会遭到轻轻的、惊异的、令人后悔的高傲的嘲笑。

阳台是她们下午坐下来休息的地方，整个一上午，她们都在忙着擦地板，锄黄瓜地，挖马铃薯，摘黄豆和西红柿，装罐，腌制，洗衣服，上浆，喷洒，熨烫，打蜡，烘烤等工作。她们也不是在那儿闲坐着，而是膝盖上堆满活计—给浆果去籽、豆子剥壳、苹果削核。在她们的手中，古老暗淡的木柄削皮刀，以蓄意报复的速度神奇地挥舞着。每小时有两三辆坐满城里人的车经过，通常都会放慢速度招手。格雷斯姑妈或埃尔斯佩思姑妈会以热情的乡下方式叫着：“一路烟尘，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吧。”车上的人会回应：“有时间一定！什么时候来看我们呀？”

埃尔斯佩思姑妈或格雷斯姑妈爱讲故事。似乎她们不是在对我讲，逗我开心，而是反正要讲，为了自娱自乐，即使在她们独自待着的时候。

“哦，父亲雇的那个人，记得吗？那个外国人，他脾气真是操蛋，请原谅我的用词。他是干什么的，格雷斯，他不是德国人吗？”

“他是奥地利人。他一路过来找工作，父亲就雇了他。母亲一直害怕他，她不信任外国人。”

“啊，难怪。”

“她让他在谷仓里睡觉。”

“他总是用奥地利语大叫，骂人，还记得我们从他的白菜上跳过去吗？一大堆外国骂人的话，能让你的血液凝固。”

“等我下定决心我得告诉他。”

“那次他烧什么来着，在果园那边点燃了一堆树枝—”

“黄褐天幕毛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