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之前（第11/13页）

这天下午他去世了。时间是大约五点。我被告知从各方面来说他走得都非常顺利。

巴里夫人进门那会儿，我还有很多别的话想说。我正打算问老爸，如果法律变了怎么办？我打算告诉他，法律可能很快就会更改。或许不会，但也有可能会。那么他就要失业啦。或者至少失去一部分生意。那对他而言区别大吗？

我能指望他如何回答？

说到生意嘛，这关你啥事儿。

或者，我还是能挣钱的嘛。

不，我会说。我不是指的钱。我指的是那种风险。那种秘密。那种力量。

改变法律，改变一个人所做的，就改变了一个人的本质？

或者，他是不是会为自己寻找什么别的风险，别的麻烦事儿，别的什么秘密的、被质疑的行为来行善呢？

此外，要是法律变了，其他事也会变化。我想到了你，要是你不用因为娶个怀孕女人而蒙羞，那会怎样？会变得没什么可羞耻的。往后看几年，仅仅几年而已，那就将是件值得庆祝之事了。有孕在身的新娘会戴着花环，被领向祭坛，哪怕在神学院的小教堂里也是如此。

不过，要真是这样了，大有可能又会有些别的事让人羞耻或畏惧，又会有些别的错误需要避免吧。

那我又怎样呢？我是否要永远谋求一种高傲的姿态？一种在道德方面的乐趣，一种优越感，一种立场正确的感觉，能让我因为我的损失而沾沾自喜？

改变人。我们都说希望能做到这个。

改变法律，改变人。可我们又不想所有事情—不要从头到尾都是—都听凭外界指使。我们不想我们的本质，我们的一切，都被那样调制出来。

我说的这个“我们”，到底指谁呢？

R，老爸的律师说：“这太不寻常了。”我意识到对他而言，这已算是相当强烈、相当到位的表述了。

老爸的账户里有足够的钱支付他的葬礼。正如人们说的，足够用来埋他了。（律师除外—这不是他说话的风格。）不过此外所剩无几。他的储存箱里没股票证券。也没投资记录。空空如也。没有给医院的，或者他的教会的，或者给高中设立奖学金的遗赠。最令人吃惊的是，没钱留给巴里夫人。房子及里面的东西都给了我。而这就是全部。此外我还有那五千美元。

律师挺困惑的，而且很痛苦，这种状况让他忧心忡忡。或许他担心我会怀疑他捣鬼。会试图抹黑他的名誉。他希望知道我的（老爸的）房子里有没有保险箱，或者有什么可以存放一大笔现金的秘密地方。我说没有。他试图提醒我—小心翼翼、七弯八绕地，害得我一开始根本没听明白—老爸或许有什么理由需要隐瞒他的收入。因此，一大笔现金藏在某处并非没有可能。

我告诉他我对钱不是特别在意。

这叫什么话呢？他几乎不愿直视我的眼睛。

“或许你可以回家，好好找一找，”他建议，“不要忽略那些明显的地方。有可能是一个饼干桶。或者床下的一个盒子。人们会挑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呢。甚至是那些最理智聪明的人也不例外。”

“或者一个枕套里。”我走到门口的时候他补充道。

电话里有个女人说想找医生。

“很抱歉，他去世了。”

“斯特拉齐医生。我没有弄错人吧？”

“不错，但是很抱歉，他去世了。”

“有没有哪个—他有没有可能有个副手，我跟他说也行啊？这里还有别人吗？”

“没有。没有副手。”

“你能给我别的什么我可以打的电话吗？有没有别的什么医生可以……”

“没有。我没有什么电话可以提供。我不认识任何人。”

“你一定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事。这很重要。情况非常特别……”

“很抱歉。”

“这不是钱的问题。”

“不行。”

“请想想看还有谁吧。要是你想到什么人，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吗？我把号码留给你。”

“这样不好吧。”

“我无所谓。我相信你。反正这也不是为了我自己。我知道所有人都会这样说，但我真的不是为自己。我是为了我女儿，她现在问题很麻烦啊。她精神糟透了。”

“我很遗憾。”

“要是你知道我是怎样才千方百计弄到你这个电话的，你肯定会想法帮我的。”

“抱歉。”

“求求你了。”

“很抱歉。”

他的最后一个特殊病人就是马德莱娜了。我在葬礼上看到了她。她没去凯诺拉。再不然就是已经回来。我一开始没认出她，她戴一顶黑色宽檐帽，插着一支与帽檐平行的羽毛。想必是借来的帽子—她不大习惯那根老是耷拉到眼前的羽毛。她在教堂大厅的答谢会上，排队上来跟我说话。我对她说了千篇一律的答谢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