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卡森（第5/25页）

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看不出来。我不能说服自己同意她的看法，她认为所有的“南方人物”都是孤独的放逐者——这放在尤多拉·韦尔蒂小说中的人物身上肯定不对，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的《国王的人马》也是反例。然而我不得不承认，福克纳笔下最重要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放逐者，他们都被过去放逐，过去不仅无可挽回地失落了，而且莫名地被一个谎言施了毒。“他身上有某种彻底漂泊无根的东西，”《八月之光》的叙事者如此说乔·克里斯默斯，“仿佛没有哪一个城镇、哪一座城市、哪一条街道，哪一堵墙，哪一方土地，是属于他的。”

那个时候我就已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但多年以来，我逐渐开始领会到，的确有某些元素使南方小说与众不同。福克纳、奥康纳、理查德·赖特、欧斯金·考德威尔——他们生于美国唯一一个遭受过战败并被占领的地方，这一失败始终都是他们自我定义的关键。这独特的历史是沉重的包袱，但也是灵感的来源。其他许多南方作家，如彼得·泰勒（Peter Taylor）和沃克·珀西（Walker Percy），对这一公认的南方主题——陷落的过去——做了不同程度的处理，但麦卡勒斯的主要关注点不是过去。她笔下的人物承受着孤独与孤立，但他们的处境是深深扎根于他们当下的思想状态的。

[124]《心是孤独的猎手》引用原文部分及人物译名参照陈笑黎译本，为保证行文流畅，有改动。

[125]《伤心咖啡馆之歌》引用原文部分及人物译名参照李文俊译本，为保证行文流畅，有改动。

4

乔安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我的多数朋友，如琼和史蒂夫，即使不属于某个特定的政治团体或特别相信某种意识形态，也都是对“那项事业”有共鸣的。乔安娜则完全没有。无论何时，我提起抗议集会或越战的时候，她都会摇摇头，探身前倾，好像准备以这样的肢体动作打断我，之后她就会转换话题，谈她真正想谈的东西。

迈克则位于这种频谱的反面。他是一个坚定的激进分子。那个时候，不同的组织和团体多如牛毛，鼓动着人们去改变世界。尽管正式说起来我只是伊朗学生联合会的成员，但我参加过校园里其他一些激进的活动。而迈克自然对每一个组织、每一项事业都抱有共鸣。他会取笑我的文学“倾向”，他觉得这会让我从真正重要的事上分神。有一段时间，我是英语系演说家委员会的成员，而他对我们带到校园里来的演说家评头论足，他慢悠悠地拖拉出一串简单粗暴的评价：“艾伦·金斯堡，好。诺曼·梅勒，没那么好。阿米里·巴拉卡，好。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名声。阿德里安娜·里奇，我猜挺好。但这个你那么热衷的约翰·巴思是谁？”我会想方设法地诱导他欣赏文学，常引用他最爱的思想家说的话：黑格尔说的关于形式与内容的话，马克思对希腊悲剧的褒扬，还有布莱希特[126]说的——保罗·克洛岱尔是一个革命家，但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

“事实，迈克，”我会这样打趣他，“你的事实要是没了想象力的血和肉，不过是一副空骨架。”

“怪谈谬论，”迈克会说，“怪谈谬论。”

他会说，小说不会给你在桌上摆好面包，而我会说，它们本无意于此，而你的“事实”只是旁观者眼中的事实。此外，人也不单靠面包活着。

正如大家后来对他的描述，迈克是诺曼的“常住民”。在我记忆里，我在俄克拉何马大学的那些年，他都是这样的形象：瘦削笔挺，脸颊颀长，头发蜷曲，戴着金边眼镜，胡子遮了大半边脸。他和乔安娜代表了我在诺曼生活的两极，一个有关艺术与文学，费里尼、伯格曼，还有弹吉他；另一个关于抗议游行、占领国会大厦、漫长的集会，还有唱劳工老歌。

[126]即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曾投身工人运动的德国戏剧家与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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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勒斯在“哑巴”的大纲里，对小说主题的描述是，这是“人类对自己内心孤立感的厌恶，是竭尽全力充分表达自我的冲动”。这些人物可以存在于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因为他们的孤立感和对沟通的无能为力具有一种更为宏大和普世的意义。然而，果真是这样吗？这是乔安娜和我由始至终都没能达成共识的地方。她的看法是，赋予这些角色血肉和骨骼、塑造了他们灵魂的东西——简而言之，就是使他们更为“真实”的东西——来自于一种美国独有的精神病症，更具体而言，来自于美国南方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