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卡森（第17/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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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利家的厨房里，鲍蒂娅将威利的经历告诉了米克。她的父亲就在旁边，在角落的凳子上坐着。很快，辛格也进来了。米克听着这事情，变得越来越愤怒。米克关心他们，她提出问题，她想让那些监狱里的守卫受到惩罚。她说：“对他们就应该像他们对威利和其他男孩一样，”她说：“要更坏。我真想集合一些人，亲自杀掉那些人。”鲍蒂娅认为这不是基督徒该说的话，她相信“我们只需要安心地等待，我们知道他们会被撒旦用草叉剁成碎片，在油锅里没完没了地煎”，这使她获得慰藉。米克却不相信。她端给考普兰德医生一杯咖啡，说：“真希望我能杀掉他们。”

在大纲中，麦卡勒斯写道，这四个人物尽管彼此迥异，但他们在精神上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愿意付出某些东西而不期望任何回报。鲍蒂娅用一种更为诗意的方式表达了这种观点。她说她父亲比她认识的所有人都更受米克“偏爱”。她又接着解释：“我不是指脸或者其他的什么外貌。我是说你灵魂的形态和颜色。”理查德·赖特写道，麦卡勒斯对非裔美国人的传神刻画不是源于政治信念，而是来自一种态度，一种在现实生活中很难保持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态度就是这部小说的精魂；他想表达的必定也是同鲍蒂娅一样的意思。因为一部伟大的小说可以让你越过人世沧桑施于你的社会、种族和政治局限，找到一种基于感同身受的深沉博爱。

杰克的反应更有政治意味。他想利用这件事情动员人们，他跑到考普兰德医生家，要已然惊愕不解的威利跟他一起去游行，这样威利就能说出自己的故事，用体制的不公煽动、教育人民大众。而米克的反应就像哈克对吉姆的反应，是发自内心的。它源于威利所受的创伤。听完威利的经历一个月后，她夜里还每每做噩梦。

在卡森·麦卡勒斯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马迪·考普兰德医生、他的女儿鲍蒂娅、她的弟弟和丈夫、还有他们身边的整个非裔美国人群体都在她的心中酝酿发酵。同马克·吐温一样，她第一次遇到种族不公也是童年时期。她的女佣露西尔“是一个最和蔼、最年轻的保姆，她只有十四岁，还是个厨艺高超的厨娘”。有一天她很晚才下班，叫了一辆车回家。卡森和她的弟弟目送着露西尔离开，而计程车司机拒绝载她，骂骂咧咧地喊：“我才他妈不载黑鬼呢。”看到“露西尔的窘迫，感受到这整个不公的丑恶”，她的弟弟跑下楼默默地哭了，但卡森却“怒不可遏地发火了”，她对司机尖声喊道：“你这个大混蛋！”之后她回忆，“我跑去跟弟弟一起哭，我们手握着手相互安慰，因为除此之外，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几十年后，她在去世前不久写道：“我们见了太多羞辱与暴行，不是行为上的暴行，而是对人类尊严的残忍羞辱，这更加可悲。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露西尔，快乐、可爱的露西尔。她常站在窗边，唱一首流行的曲子，歌词里有一句‘踮脚走到窗边’。忧郁的曲子她不喜欢，因为她太快乐了，不适合忧郁。”

考普兰德医生觉得，他们还应该做些别的事来抗议威利所受的待遇。对他来说，这是“强烈的真正的使命，对正义的追求”。他去了法院，要求见法官。副警长和另外两个白人对他嘲弄了一番，他坚持要见法官，于是被带进去，登记，接着被棍子打了一顿，但是“光荣的力量在他体内，搏斗时他可以听见自己大笑的声音”。他被关了一夜，又发起烧来，第二天早上，他们放了他。他被释放的时候，鲍蒂娅、赫保埃、药剂师马歇尔·尼克斯还有辛格先生在那等着他。

“尊严”是一串密码，将年轻的拉明、那个《60分钟》里的女孩、虚构的米克和马迪·考普兰德通通联系在了一起。对拉明和考普兰德来说，比身体上遭受的疼痛更痛的是他们必须忍受的侮辱，以及因为不得不保持沉默而附加其上的羞耻感。考普兰德医生对杰克·布朗特说：“在野蛮面前，我是谨慎的。在不公正面前，我保持平静。为了虚设的整体，我牺牲了眼前的事物。我相信舌头而不是拳头。我告诉人们，耐心和对人类灵魂的信仰是抵抗压迫的盔甲。我现在知道我错得多么离谱。我曾是我自己和我的同胞的叛徒。那一切都是胡说。现在是行动，立刻行动的时候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考普兰德医生虽然愤怒，但仍明智审慎，不致于此。后来他告诉杰克：“试图单打独斗，是一个人能做出的最致命的事。”尽管他很愤怒，但他的解决方法依然是“带领县里一千多名黑人去游行。去华盛顿游行。大家凝结成一个坚强的实体”。杰克对他还以嘲讽，就如许多将他当成笑柄的人一样。数年之后，差不多在麦卡勒斯将要离世的1967年，有人提醒她，她预言了1963年的华盛顿游行——纳博科夫可能会说，这是生活效法艺术的又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