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哈克（第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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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同真实的经历一样，会留下触感，留下某种情绪，我对法拉的回忆依然在燃起我心中火花，令我激动不已，这就像我还是个孩子时，迫不及待地等着她来或者跑上狭窄的楼梯去她祖母的公寓找她的时候，所感受到的那种兴奋。两家人聚在一起时，我们总是寸步不离，说的悄悄话和嬉笑的内容都是些最无关紧要的事，我们很开心，因为此时我们有一种比其他人优越的感觉。我有一张照片，里面有法拉、我弟弟和我（那时我应该有六七岁了），我们站在一个生日蛋糕边上，带点小阴谋地微笑着，我们的身体紧紧靠向对方，感受到对方的亲近。我们完全忘记了过生日的一岁小女孩，她胖乎乎的，在她母亲的怀里不肯消停，而她的母亲就站在我们身后。

法拉的母亲也姓纳菲西，而我的外祖母和法拉的父亲一样，姓易卜拉希米。我们两个家族的集体回忆，跟我们多年的友谊混合交叠在了一起。人们都知道纳菲西家沉郁且书生气，仿佛世界的重量都在他们肩上；而易卜拉希米家的人都无忧无虑，爱游戏玩闹，每个纳菲西私下里都想成为易卜拉希米，但他们在人前却又总是避免如此。我父母都姓纳菲西，因而我方方面面都很纳菲西，而她各取了纳菲西和易卜拉希米家的一些特点，且恰如其分，正好能够保持平衡。

讲故事的时候，我们会在混乱中加入秩序，叙事总能比真实生活的一团乱麻更有逻辑和结构，也连贯些，而我们的关系却似乎发展得像个故事：这四十年里，在伊朗和美国，法拉和我在我们人生的重要关口相见、分离又重逢。从头看电脑里这个被我命名为法拉的文件夹，我觉察到，有那么多次，我们说着说着就从哈克说到我们自己的人生与其惊人的相似之处，说到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对彼此的重新发现，说到我们的出生国家伊朗和我们接纳的国家——或者不如说，接纳我们的国家——美国发生的政治和社会剧变的热点。我们似乎注定每十年左右就会相见，然后走一步看一步：德黑兰、芝加哥、俄克拉何马城、德黑兰、华盛顿。谁曾想德黑兰有一天也会是那回不去的国土的一部分，会是法拉如今归去的地方？她曾说，好怪异，我们的友谊仿佛建立于一个“无害”版的埃德加·艾伦·坡的“威廉·威尔逊”[33]。“只不过你不是我的邪恶分身，”她说，“单是分身罢了。”我们是彼此清晰的影子或扭曲的镜像，我想。

我们第一次分开时，我十岁，她离开了德黑兰去跟她那美得惊心动魄的母亲费尔道斯一起生活。她母亲跟英俊却刚愎的丈夫离婚了，抛下了伊朗优渥的生活去美国重新开始，名下几乎没有一分钱。她为什么要离开？法拉、马赫纳兹和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绕回到这个问题，但我们从没有得到一个令大家都满意的答案。费尔道斯离开的时候也有人说长道短。他们会问，“她为何就忍不了一丁点儿的风流呢？”“所有的男人不都有一双滴溜溜转的眼珠子吗？不是所有男人都能像马吉德·汗[34]一样仁慈大方啊！”（“我父亲，”法拉后来说，“是个冷淡的人，他跟所有人都不亲近，而且少言寡语。我母亲穿着美丽的袍子在家里走动，身上有脂粉香水的气味，口袋里一大串开各种储存箱和衣柜的钥匙丁零当啷地响。”）

我母亲很欣赏法拉的母亲，说起她的时候总是怀有敬意，但也带着淡淡的羡慕。有一个悠久的家族传闻说，我母亲曾经迷恋过费尔道斯的丈夫，但我觉得这迷恋真正的原因是，她本能地想获得费尔道斯的胆量和勇气。她走出了我母亲想走却没走的那一步，把平安舒服的日子和亲朋好友们都抛在了身后。这个女人在此前的人生中从没有工作过，一家人的饮食起居都交由仆佣和厨师照料，她几乎一文不名地开始新生活，在异国餐馆做服务员，并且一步步往上爬——她的子女，包括法拉的哥哥哈米德，这个被家人爱着却又不太受家人认可的男性，继承的恰恰都是这种勇气。

这个家族里的女人们凭着各自顽固而独立的方式，最终都出落得又出挑又无畏。法拉的祖母选择做巴哈伊信徒，这是一个被禁止的教派，结果招来了各种迫害；后来马赫纳兹成了一名女权运动者和沙阿[35]政府的第一位妇女事务部长，并有幸被伊朗共和国列入黑名单，成为因“挑战神明”和“传播卖淫”而需被处决的人之一。（后来流亡在外时，尽管伊朗共和国试图让她噤声，马赫纳兹却一如既往地做着她先进而坚定的女权运动战士。）而家里的小幺儿和小宝贝法拉，不只在面对人性残暴时，而且在面对那些更无可避免和无可改变的事情时，都表现出了强大的勇气和毅力，但她自己从不曾真正了解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