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第5/13页）

对拉明来说，“自由”和“个人权利”并不仅是两个词语。他曾以具体的方式体验过失去它们的感觉，他曾被迫只能秘密地读书、听音乐、跳舞和牵女朋友的手，像个罪犯一样，当越界行为被发现时，他也像个罪犯一样受到惩罚——在此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说被拷打折磨。他在出了艾米莉·狄金森和拉尔夫·埃里森的国家发现了一种对思想与想象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他如何能理解这种态度呢？他如千百万其他人一样，失去了一个祖国和一份生活，来到这片土地寻找他们在家乡时不被给予的难得易逝的自由，对他来说，想象和思想并不是附属品。对于留存我们的身份，对于自由和幸福的追求，这些使我们人类拥有生活之权利的东西，想象和思想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当那些未来公民或准公民想要赞美美国的慷慨、歌颂它赠予的选择和自由的时候，他们也通常比那些生于此地的人更忧虑：如今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应得的东西正在被悄无声息地挥霍。

我本可以告诉拉明，从很多方面说，极权主义社会和民主社会都是彼此的哈哈镜，它们都反映了对方的潜能，预见了对方前路的陷阱。在像伊朗这样的国家里，想象力受到一个渴望全权控制公民生活的政权的威胁；对这些公民来说，反抗国家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关乎存在的行为。但在民主政体中——这个绝不存在赤裸裸的专制的地方——又是如何呢？在极权主义国家，暴行与镇压是以最明火执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酷刑、专制律法、死刑。讽刺的是，在这样的社会里，想象的价值，它对国家这一实体的威胁，它对公民生活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这是专制社会下的人们更愿意冒着极大风险去读禁书、看禁片、听禁曲的一个原因。对他们来说，文学不单是一条通向能读会写的途径或者一段教育中的必经阶段。它是一种基本的需求，一种重新取得被国家褫夺的身份认同的方式。

尽管读写能力是通向那种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的首先和基本的一步，这样的公民对于繁荣的民主是必不可少的，但这是不够的，因为这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我们所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方式也同样重要。撇开意识形态倾向，那些肆意祸害着伊朗、津巴布韦、沙特阿拉伯和朝鲜的独裁政府也心存忌惮，这情有可原，他们怕的是读写的后患——也就是，知识和尝食禁果，以及随之萌生的对全然不同的权力与自由的期许。这就是为什么塔利班要拆毁学校，并想要谋害像马拉拉[19]那样的年少的女孩，因为她们够勇敢，公开地表达了对教育和自由的热切渴望。

俄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的嘲谑之语令人难忘：列宁、斯大林都是有文化的人——斯大林是个编辑，他原话是这么说。但问题是，“他们的暗杀名单比他们的书单还要长”。极权国家把所谓的博雅教育视作危险和有颠覆性的东西，并想要不计代价地清除它们，这并非全无理由。他们知道真正自由的质询会有什么危险。他们对民主社会的恐惧和敌意，更多的是因为它的文化影响及其带来的麻烦，而非它的军事影响。因此，讽刺的是，我们日渐置若罔闻和贬抑看轻的东西恰是他们珍视欣赏的东西。

在民主国家里，艺术不大可能再威胁到国家或者产生这样一种紧迫感。你可能被引入一种意识麻木之中，一种智识怠惰的状态。“对一位作家来说，真正的危险，与其说是被国家迫害的可能性（其实通常是确定性），不如说是被国家面貌催眠的可能性——而这面貌，无论是荒谬，还是趋于好转，都是短暂的。”又是布罗茨基！在民主社会和极权社会，这句话都适用。每个国家，包括极权国家，都有它的魅力与吸引力。我们为屈服所付的代价就是趋同从众，一种自我对集体命令的投降。小说是一剂解药，是一种对个人选择之力量的提醒。每本小说在核心处都有一个由至少一位主人公做出的选择，它提醒着读者，她可以选择做她自己，做与父母、社会或国家的要求相悖的事，并且听从自己微弱但至关重要的心声。

让布罗茨基、纳博科夫、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和汉娜·阿伦特——所有在美国寻求庇护的人（这样说的话还有爱因斯坦）——抵抗他们祖国的极权政府并拒绝西方民主的空洞诱惑的东西，本质上说完全是一样的：他们深知，否定和背叛内在自我并不只是一种对暴君意志的投降，而且是一种自戕的死亡。你成了一个巨大的无形车轮里的小轮齿，而你对这一车轮无法操控——就像查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只不过没了喜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