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放的作品的艺术理论（第12/13页）

[7]见W. Y. 廷德尔的《象征的文学作品》（The Literary Symbol），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5年。关于瓦莱里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的情况见热拉尔·热内的《形象》（Figures），巴黎，入门出版社，1966年（特别是《作为文学的文学》一章）。关于含糊性的美学特点的分析见吉洛·多雷莱斯的重要论述和有关参考书，他的论述见《艺术的未来》（Il divenire delle arti），都灵，艾瑙迪出版社，1959年，第51页。

[8]见埃德蒙·威尔逊的《阿克塞尔城堡》（Axel's Castle），伦敦，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出版社，1931年，1950年版的第210页（已译为意大利文，同名，米兰，天平出版社，1965年）。

[9]见前述布瑟作品第25页。

[10]见布鲁诺·泽维（Bruno Zevi）的《每天都在创新的大学》（Una scuola da inventare ugni giorno），载1958年2月2日《快报》周刊。

[11]见雅克·舍雷尔的《马拉美的〈书〉》（Le "Livre" de Mallarmé）（《关于未出版的文件的初步研究》），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1957年（特别参见第3章《书的构成》）。

[12]见维尔纳·海森伯格（Werner Heisenberg）的《自然与现代物理》（Nature e fisica moderna），米兰，加尔赞蒂出版社，1957年，第34页。

[13]见尼尔斯·博尔（Niels Bohr）的《同爱因斯坦探讨认识论》（Discussione epistemologica con Einstein），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科学家和哲学家》（Albert Einstein scienziato e filosofo），都灵，艾瑙迪出版社，1958年，第157页。确实，以数量作为研究手段的认识论学者们很警惕天真地将物理范畴偷换成伦理和心理范畴（将哲学上所说的不确定性同道义自由等等混为一谈。可参见比如菲利普·弗朗克的《谈谈科学的角色》，1958年9月在威尼斯举行的第12届国际哲学大会上的主旨报告）。因此，我们极力要说的艺术的开放性结构同设想的世界结构是相似的，这可能是站不住脚的。不确定性、互补性、非偶然性，这些并不是物理世界的存在模式，而是世界运行的有效的描述体系。因此，我们关心的关系不是本体论的局面同作品形态特性之间的关系，而是物理学的进程的具体解释方式同艺术创作和欣赏进程的具体解释方式之间的关系。这是科学的方法论同艺术理论（明确的或含糊的）之间的关系。

[14]见埃德蒙·胡塞尔的《关于笛卡尔的思考》（Meditazioni Cartesiane），F. 科斯塔译，米兰，邦皮亚尼出版社，1960年，第91页。胡塞尔关于客体有一种强烈的观念，他认为，关于客体的观念是一种完整的形式，正由于其完整，它从另一方面来说才是“开放的”：“比如，一个立方体就对不同的界定开放，对于现在看不到的各个面来说它依然被看作一个立方体，特别是，它是彩色的，它是粗糙的，如此等等，在任何进一步的阐述之前就已经认为它是一个立方体，在它被认为是这样时的任何一项界定对其他特殊界定都仍然是开放的。这种‘仍然开放’在也许永远不可能形成的进一步的界定之前就已经是感知本身的相对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这恰恰就是构成境界的东西。”（第92页）

[15]见J. P. 萨特的《存在与虚无》（L'Essere e il Nulla），G. 代尔博译，米兰，蒙达多里出版社，1959年。萨特同时也指出了这种感知处境——这种处境构成了我们的认识——同我们所论述的艺术作品的认识—演绎关系的等同性：“普鲁斯特的天才尽管表现在他的少数作品中，但这种天才使得围绕这些作品产生的观点的无限性并不少，这正构成了普鲁斯特作品的‘无穷性’。”（第12页）

[16]见梅洛庞蒂的《感知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1945年，第381—383页。

[17]同上书，第384页。

[18]毫无疑问，简单地确定类同是危险的；由于不正当地厌恶类同——这正是简单化和保守观念的特点——而拒绝辨认相互间的关系也是危险的。这里我们想重温罗曼·雅各布森的一句话：“对那些简单地害怕危险的类同的人我可以回答说：我也厌恶危险的类同，但我喜爱有效的类同。”（见《关于一般语言的随笔》（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巴黎，子夜出版社，1963年，第38页。）一种类同在成为进一步的验证的出发点时它就不再是不正当的了：这时的问题已经是，将不同的现象（美学的和不是美学的）简化为更严格的结构模式，以便从这种结构中辨认出结构的对应性，结构的同类性，而不再只是类同。我们知道，这本书研究的不仅是这样的形式，因此需要更严格的方法，需要放弃作品的某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大胆地浓缩一些现象，以便得到一些运用起来更方便的模式。我们仍然认为这本书只是这项工作的一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