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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他是该协会的会员。后来当罗伊从牛津学成归来的时候,他正是通过这个协会里的一位老朋友,才使他的儿子当上一个政客的私人秘书。这个政客出乖露丑地当了两届保守党政府的国务大臣后,终于被册封为贵族。罗伊的这个职务使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有机会了解上流社会。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机会。有些作家仅仅通过那些附有画页的报刊去研究社会上层的情况,因而在描述中往往出现有损他们作品的错误。而在他的作品中,你决找不到这类错误。他对公爵彼此之间如何交谈知道得一清二楚,也知道下议院议员、律师、赛马赌注登记人和男仆各自应当如何同一位公爵讲话。他在早期小说中用以描写总督、大使、首相、王族成员和贵族妇女的那种轻松活泼的笔调很有点儿引人入胜的地方。他显得友好而不自命优越,亲切而不莽撞无礼。他并不使你忘记他笔下的人物的身份,但却使你和他一起舒畅地感到他们和你我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由于时代的风尚,贵族们的活动已经不再是严肃小说的合适的主题,我对此一直感到惋惜。罗伊对于时代的倾向素来十分敏感,因此他在后期的小说中仅限于描写律师、特许会计师和农产品经纪人的精神冲突。他在描写这些阶层的人物时没有原先那么得心应手。

我是在他辞去秘书职务转而全副心神地专门从事文学写作后不久认识他的。那时候,他是一个体态优美强健的年轻人,不穿鞋身高六英尺,有着运动员的体格,宽宽的肩膀,充满自信的神态。他相貌并不英俊,但却具有一种悦目的阳刚之气,长着一双坦诚的蓝色大眼睛,一头拳曲的浅棕色的头发,鼻子既短又宽,下巴方方的。他显得诚实、整洁、健康,多少像一个运动员。凡是读过他早期的作品中关于携犬出猎的极为生动、准确的描写的人都不会怀疑他是根据亲身的经历写出这些场面来的。直到不久以前,他有时还乐意离开自己的书桌,去打一天猎。他出版第一部小说的时候正是文人墨客为了显示他们的男子气概喝啤酒、打板球的时期。有好几年,在每一个文学界的板球队中几乎总有他的姓名出现。我不大清楚为什么这个流派的作家后来失去了他们的锐气,他们的作品不再受到重视;尽管他们仍旧是板球队员,但他们的文章却很难找到地方发表。罗伊好多年前就不打板球了,转而爱好品味红酒。

罗伊对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态度十分谦虚。这部小说篇幅不长,文字简洁,而且像他后来所写的每部作品一样,格调典雅。他把这部作品送给当时所有的主要作家,并附上一封措辞动听的信。他在信中对每个作家说他是如何钦佩对方的作品,他经过学习这些作品获得了多大的教益,以及尽管他感到自己望尘莫及,却仍然如何热切地希望沿着那位作家开创的道路前进。他把自己的作品呈献在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面前,作为一个刚刚从事文学写作的年轻人向一位他将永远视为自己师长的人的礼物。他完全清楚自己要求如此忙碌的一位大师为他这样一个文坛新人的微不足道的作品去浪费时间是多么鲁莽冒昧,但他还是满怀歉意地恳求对方给予批评指教。他写信送书的那些作家受了他的奉承感到高兴,都写了相当长的回信,几乎没有几封是敷衍塞责的。他们赞扬他的作品,不少人还请他去吃午饭。他们无不被他的坦率所吸引,也为他的热情而感到心头温暖。他总以相当动人的谦恭态度征求他们的意见,并且真心诚意地表示一定按照他们的话去做,他的那份真诚着实令人难忘。那些作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费点儿心思指点一下的人。

他的这部小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这使他在文学界结交了许多朋友。没有多久,你要是到布卢姆斯伯里、堪普登山或威斯敏斯特去参加茶会,就一定会在那儿见到他,不是在向客人们递送黄油面包,就是在为一位年长的女士添茶加水,免得她拿着空茶杯局促不安。他那么年轻,那么坦率,那么欢快,听见人家讲笑话,总笑得那么开心,谁都免不了会喜欢他。他参加各种聚餐会,和文人作家、青年律师以及穿着利伯蒂出品的绸衣、戴着珠串的女士在维多利亚街或是霍尔本街的一家饭店的地下室里吃着三先令六便士一份的客饭,谈论文学和艺术。人们很快发现他具有相当不错的餐后演讲的才能,他举止实在讨人喜欢,所以他的同行、他的对手和同时代的人对他都很宽容,甚至连他属于绅士阶层这一点也不计较。他对他们幼稚的作品都慷慨地加以赞扬,在他们把手稿送来请他批评指正的时候,他总告诉他们没有一点不当之处。于是这些人认为他不但是个好人,而且是个见解公允的评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