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第5/8页）

罗卫星的画风，某种程度上避开了城市的喧嚣和骚动，有着一种特别的纯朴和稚拙。他下手喜欢用纯色，绿就是绿，黄就是黄。他的人物基本是平面的，大大的脑袋，笨笨的手脚，木偶一样的眼神，透着儿童画的稚气和可爱。他哪怕是画一棵树木，一束花卉，用的都是儿童画的笔法：从根到梢一笔不差，每一片树叶和每一串花朵都是脉络清楚，轮廓鲜明。他的想像力和画面变形的程度都有孩童的率真，是完完全全的不受规矩约束，只有不谙世事的儿童才能有那样的简单和大胆，尖锐和荒诞。

罗想农认为这是他老弟的本性所至，从小到大罗卫星这个人都活得像小孩，不势利，不算计，不挣扎。

有时候罗卫星自己也苦恼，在全社会一股脑儿围上去欣赏那种超验的扭曲的变态的阴郁的画风时，怎么就没有人愿意扭过头来观照一下这个世界的“其余”。他告诉罗想农，如果他愿意，他其实可以跟着潮流轻轻松松出名，比如把色彩弄得更暧昧一些，把笔触弄得更狂野一些，往当下的“主义”和“流派”上靠拢得更近一些。不管画家们的内心对这一切是否苟同，现实当中这就是出名的捷径，一个画家只有被归纳进某一个团体或者派别，评论家对他的作品才能够有话可说，这个人才能轻而易举地跟着潮流一荣俱荣。

罗想农绝对认同老弟的这番话。由此他也真心地赞赏罗卫星。如果把艺术上的成就比作十八层宝塔的话，罗卫星现在起码攀到了第十层到十二层。在这样的层次上，他能够洁身自好，遵从艺术本身的规律，安守内心的追求，实在是件难能可贵的事。

罗想农给罗卫星打气说：“你需要等待。胜利就在坚持当中。”

而罗卫星的本职工作，跟他四年油画专业所学的理论和技能，完全地风马牛不相及。工艺美术公司实际上就是作坊，烧瓷器，做绣品，织云锦编地毯，再就是金箔画，麦草画，铁艺，漆器，玉石雕刻，林林总总，销到国外挣外汇的玩意儿。罗卫星被分派到烧瓷厂，往工匠们捣鼓出来的瓶瓶罐罐上画美人儿，画山水，也画梅兰松竹这些小情小趣的东西，千篇一律，聪明点的中学生都能学出来。上班的八个小时里，罗卫星东游西荡，百无聊赖，骨头里都能闲得出蛆虫。

那段时间，也是中国社会禁锢了几十年的国有体制分崩离析、分化瓦解的轰轰烈烈的过程。国营单位和大锅饭不再香气袭人，个体户和集体企业似乎有更多的奋斗空间。罗卫星的同窗好友们下海的下海，出国的出国，开始了大家分道扬镳各奔前程的壮烈旅程。小五儿每天抱着孩子在他耳边叽叽歪歪，谁谁给他老婆买了金手镯了，谁谁家中的存款已经过万了。罗卫星在大环境和小环境的急剧变幻中饱受刺激，觉得不放手一搏很对不起自己。

眼睛一闭，一不做二不休，他到公司里提交了辞职报告，结清了当月工资，赤手空拳出了单位大门。

往哪儿走呢？接下来干什么呢？完全地没有方向。罗卫星站在正午的南京街头，被阳光晃得眼睛发酸。行人如流，自行车如流，生活挟带着满街的枯叶尘土呼啸而去，他眼巴巴地注视着面前的五光十色，一只脚尖提起来，往左试探了一下，接着又往右试探了一下。似乎往哪儿走都无所谓，没有人督促他上班签到，也没有人等着他开出账单支票，他在人群里卑微渺小如一粒尘土。他那时候才想，辞职的决心是不是下得太快了，他并没有准备好应付另外一种生活，创业和打天下的生活。

先他下海的同学给他递过去一个信息，距南京不到二百公里的无锡的外事车队要更换车辆，其中一辆老式的伏尔加轿车，作价一万元，问罗卫星要不要？

一万元在那时候不是个小数目。可是伏尔加轿车更不多见，省里的领导和外国贵宾才能够坐得上。罗卫星当即应承道：要。要下来干什么？他没有想，反正是要了再说。

罗卫星找罗想农借了两千块钱，又腆了脸皮从杨云手里弄来两千，凑足一万元，到无锡提货。临走前，他给罗想农打电话，求大哥无论如何要陪他去这一趟。“上阵父子兵哎！我砸锅卖铁做这一锤子买卖，哥你不能袖手旁观。”

罗想农心里很柔软地想，罗卫星毕竟是罗卫星，他在外面再怎么张牙舞爪虚张声势，骨子里还是懦弱的人，是家中的小弟，是母亲的宠儿，他得靠家里人替他提着这一口气。

兄弟俩说好了买同一班火车票去无锡。罗想农从学校附近的鼓楼出发，罗卫星从城南小巷子出发，结果罗想农准时到车站，罗卫星却没赶上点，被列车甩在了站台上，急得跺脚。罗想农稀里糊涂到了无锡，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应该去哪儿，找谁接头。这一切事先都没有沟通，一环有错，环环脱节。罗想农不敢乱动，出了站台后就坐在冰凉的石头墩子上苦等下一班车。偏偏那时候车次少，车速还慢，三两个小时还见不到罗卫星的人影儿。天已经入冬，车站广场无遮无挡，野风吹出呜呜的啸叫声，罗想农饥寒交迫，伸着脖子看一拨又一拨出站的人，心里把罗卫星骂个贼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