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13/18页）

陈清漪轻手轻脚走到罗想农床边，把眼睛贴在蚊帐上往里面看。她吃了一惊，差点儿要叫出声，因为罗想农的眼睛也正在蚊帐里面不错眼珠地看着她。罗想农已经起身坐在床上，脸朝外靠墙坐着，双腿并拢，膝盖抵在颏下，胳膊环抱在腿间，眼睛瞪得很大，鼻翼张开，翕动，整个姿态都彰示着一个身处绝境的大男孩的紧张，戒备，和绝望。

陈清漪撩起蚊帐，柔声问他：“怎么不下床？”

罗想农避开她的注视，一声不响。

“你不舒服啊？有没有发烧？”

男孩还是不说话，脸上却有了要哭的表情，脚尖下意识地把团成一堆的被子往污渍处再移一移。

陈清漪眼睛一扫，忽然“哦”了一声，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自己的脸上跟着红了一红。她忍住笑，伸手拍拍他的膝盖：“起床吧，没关系的，我会帮你换床单。真的没关系，你是个正常的男孩子。”

很多年后，罗想农都记得陈清漪的这句话：你是个正常的男孩子。

那样的窘迫、羞耻、无助、绝望中，她用一种母亲的口吻安慰和拯救了他。

他有时候想，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乔六月是他精神上的父亲，陈清漪呢？她的角色应该如何定位呢？他七岁时亲眼看见她生孩子，看见她洞开的下体和血水喷涌的挣扎，她的身体在他面前没有秘密。她那时当他是一个小小的男人吗？每次她把他迎到家中，对他仰起年画美人般的瓜子脸，用她细长的手指帮他拉扯衣服时，她的灵魂对他也是毫不设防的吗？

这样一想的话，罗想农后来对乔麦子的爱就比较复杂，那里面混杂着他对陈清漪的追念。那是两个灵魂相迭的身体，密度超常，在时空中沉沉地下坠。

罗想农的学校里挖出了一个“五一六”分子。令罗想农大为震惊的是，新挖出的这个阶级敌人居然是他的语文老师！

老师姓马，原先在县中教书，因为父辈中有人在台湾，属于“政治关系复杂”的人，去年被下放到农场中学。他白净，微胖，戴一副圆圆的眼镜，喜欢穿中式立领对面襟的衣服，冬天加围一条米色围巾，一头垂在前胸，一头搭在后背。因为政治上不能抬头的原因吧，他连走路都是靠着路边，低眉垂眼，偶尔不小心碰到一个人，一惊，马上后退，仿佛被蛇咬了一样。农场的人都觉得他无趣，没有多少人愿意跟他搭讪。

这样的一个人，竟然成了险恶的“五一六”分子，谁都没有想到。据说是他在县中的旧同事进了“深挖五一六”学习班之后把他交待出来的。

一时间，农场各处都张贴上了关于“深挖五一六”的标语，场部专门出了一期大字报专栏。袁大头要求陈清漪给专栏画一个报头，陈清漪到处打听，弄不明白“五一六”分子是一种什么人，有什么样的形象特征，只好笼统地画一个“工农兵”模样的巨人，伸出的铁拳中握一个呲牙咧嘴蜷缩身体的小人人。

罗想农心里同情这个语文老师，因为有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给他们读契诃夫的《万卡》，读到最后声音居然哽咽！罗想农觉得，这样的老师不太可能参与到反党反毛主席的活动中。他把这个想法悄悄跟乔六月说了，乔六月神情黯然地回答他：“我们大家都是踩在冰面上的人，有一个人掉下冰窟窿，他伸手一拉，旁边离他最近的那个就跟着掉下去。没有什么可能和不可能。”罗想农想了想，毛骨悚然地说：“路线斗争太残酷。”乔六月反对说：“不，路线斗争实际上是毒品，参加者是吸毒，会兴奋，会上瘾。”

这句话就说得比较深入了，罗想农一时不能懂。

马老师还没有放回来，有一天县里忽然又来了人，从场部搓草绳的仓库里直接把罗家园带上了吉普车。袁大头跑到种猪场向杨云报告说，罗家园也是“五一六”集团的人，这回中央由上而下地办学习班深挖，就是要把所有的根根蔓蔓挖出来，一个也不放过。

杨云“啪”地一下把一个舀猪食的大葫芦瓢扔进食桶里：“老罗是‘五一六’，我怎么不知道？”

袁大头摊摊手：“这种事，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儿女，夫妻之间都不能做上下线，你怎么能知道？”

杨云呆立着，什么话也说不出。

罗家园去了半个月，杳无音信。农场的干部们人心惶惶，都感觉头上悬着一把剑，不知道这把剑什么时候会落下来，把自己的脖子斩断。照样逮鱼喝酒的只有王六指，他孤身一人，无牵无挂，从四九年南下至今只混了个农场副主任，贬无可贬，也就用不着在乎。

天冷了，开始进入寒冬，袁大头又一次给杨云传了话：罗家园暂时不能出学习班，家里可以去个人给他送棉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