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第9/15页）

这些家具没有承载任何回忆。更别说任何值得珍视的回忆了。偶尔，某件家具会激起一种生理反应：上腹部酸性刺激物增加，脖子后面微微冒汗。拿沙发来说吧。买的时候簇簇新新的，可还没等运到家，靠背的布料就已经裂了一条长长的口子。而商店不愿负任何责任……

“听着，哥们儿，我把沙发装上车的时候它是没问题的。东西一旦上车，商店可就管不着了……” 此人嘴里散发出一股李斯特防腐液和头彩牌香烟的气味。

“可我买的时候是新的，我可不要破沙发。”乔利眼里带着乞求的神色，连睾丸都缩了起来。

“自认倒霉吧，哥们儿，自认倒霉吧……”

当然，你可以恨那张沙发—如果你可以恨一个物件的话。可那没用。你每月还是得凑够四块八给人家。如果你每月要为沙发付四块八，而它买来时就有裂口，既不实用又让人窝火，你是不会为拥有它而感到快乐的。这种不快乐会散发出臭气，渗透到一切事物上。这股臭气会使你不愿粉刷纤维板隔墙，不愿为椅面找块匹配的材料，甚至不愿把沙发的那道裂口缝上。裂口变成了大豁口，大豁口变成了裂谷，里面廉价的木框和更廉价的填充物暴露出来。在沙发上睡觉解不了乏。在沙发上做爱让人有种偷偷摸摸的感觉。它就像一颗坏牙，不甘心独自忍受疼痛，非要把痛苦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让呼吸困难，视力减弱，神经不安。一件令人痛恨的家具会制造出一种令人烦躁的不适，这种不适会弥漫整个屋子，妨碍与之无关的事物带来愉悦。

在布里德洛夫家，唯一有生命的东西要算那个煤炉了。它独立生存，不依赖任何事、任何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熄灭”、“封堵”或者“燃起”火焰，尽管这家人经常给它添煤，而且熟悉它的脾气：加煤时要一点点撒，不能倾倒，不能过量……火焰似乎在按照自己的节奏燃烧、变弱或者熄灭。然而，每天清晨，它总觉得自己还是熄灭的好。

这就是那家人妈妈爸爸迪克和简他们住在

这幢涂成绿色和白色的房子里他们很幸福

布里德洛夫一家住在店铺前厅并不是工厂裁员造成的暂时困难所致。他们住在那里是因为穷，因为他们是黑人，而他们困在那里不走是因为觉得自己太丑陋。他们的贫困虽然根深蒂固，难以改变，却也毫不特别。真正特别的是他们的丑陋。谁也无法让他们相信，他们并非丑陋得可怖和不可救药。除了父亲乔利，他的丑陋（源自绝望、放荡、惹是生非、向弱小者施暴）是行为上的，其余的家庭成员—布里德洛夫太太、萨米·布里德洛夫、佩科拉·布里德洛夫—可以说是把丑陋穿戴在身上，虽然这件外衣并不属于他们。他们的眼睛，那一双双小小的眼睛在狭窄的额头下方挨得很近。发际线又低又不整齐，在两道笔直、浓重、快要碰在一起的眉毛的衬托下，就显得更不整齐了。鼻子灵敏却长得歪歪扭扭，鼻孔朝天。他们颧骨很高，耳朵招风。线条优美的嘴唇本应引人注目，却反而让人更容易去注意脸部的其他部位。你看着他们，心里好奇他们为何如此丑陋；你仔细观察，却找不出根源。然后你意识到这丑陋来自信念，他们的信念。感觉就像有个无所不知的神秘主人给了他们每人一件丑陋的外衣，让他们穿上，而他们毫不质疑地接受了。主人说：“你们是丑陋的人。”他们打量自己，找不出任何证据来反驳这个判决；事实上，迎面而来的所有广告牌、电影以及目光都提供了支持这一判决的证据。“没错，”他们说，“你说得对。”他们把丑陋接过来，像一件斗篷一样披在身上，穿着它在世上招摇。他们对待丑陋的方式各不相同。布里德洛夫太太看待自己的丑陋就像演员看待道具：为了凸显性格，为了强调她时常想象的那个属于自己的角色—一个殉道者。萨米把自己的丑陋当作让别人痛苦的武器。他据此调整行为，选择伙伴：那些为之着迷，甚至为之震慑的人。还有佩科拉。她躲藏在自己的丑陋后面。隐蔽，遮掩，销声匿迹—极偶尔偷偷向外张望几眼，结果也只是更加迫不及待地回到面具之后。

在十月某个星期六的早上，这家人逐一从致富和复仇的梦中苏醒过来，回到店铺前厅那莫可名状的痛苦之中。

布里德洛夫太太悄无声息地溜下床，在睡衣（一件旧连衣裙）外面套了件衬衫，朝厨房走去。她那只健全的脚在油地毡上踩出铿锵有力的响声，残疾的那只则发出沙沙低语。在厨房里，柜门、水龙头和铁锅在她手底下哐啷作响。这噪音虽然沉闷，从中透出的威胁意味却无比响亮。佩科拉睁开眼睛，躺在原地凝视着已经熄灭的煤炉。乔利含糊地咕哝几句，在床上辗转反侧片刻，然后就悄然无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