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自由热带稀树草原与第九王国（第19/26页）

有时候，我帮她干活，和她一起耙那片小小的家庭灰岩坑。我们从红土地里刨出第一批土豆来，在院子里锯开过冬用的劈柴。我为她起草每天写给在德国的女儿的信，把她的房间粉刷得又白又亮（仿佛她随时都会回到这儿来似的）。我知道在灰岩坑里不刮风，那咸咸的汗水是无法吹干的。像在家里一样，我首先不得不勉强让自己去干每一样体力活，可通常的劲头在其间刚一冒头，我就只想着收工了。比起以往来，我干活的动作也几乎没有麻利多少。然而，由于这位老妪与父亲如此不同，不催不逼我，所以，她给我打开了眼界，让我知道干错了什么。尤其从我要干活的第一刻开始，她告诉了我，我是什么状态和怎样来干。

她让我认识到了，当活儿摆在面前时，我向来都不在场，而常常非得要人家从某个远远的角落里叫过来才是。然而，我的懒惰实际上是害怕失败了。我不只是害怕帮不了别人的忙：更为甚之，我会到处碍手碍脚，帮人家倒忙，让人家事倍功半，如此帮得不是地方，最终让人家一整天，也许甚至整个夏天的辛劳都泡汤了。（在他的作坊里，父亲动不动就朝着我又是咒骂又是吼叫，我刚一抡起锤子，就无声无息地又被打发走了。）凡是我要互相连接的东西，我都是勉勉强强地凑合在一起；凡是我要分开的东西，我都给撕裂了；凡是我要堆整起来的东西，我都是塞来堵去；无论和谁拉锯，我都找不到节奏；递到我手上的瓦片总是接不住；我垛成的柴堆，还没等到我转过身去就垮下来了。即便根本就不用着急，可我总是干什么都操之过急。虽然也许看上去我干得顺顺当当，可是我旁边的人一个动作接着另一个，慢慢悠悠，每次都比我先干完。由于我想同时干一切，所以，每个部分势必都乱了套：我不是什么灵巧的人，而是个生手。我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抓瞎的能手；凡是别人需要打一个手势的地方，我却如此反复地把我的对象摸索来摸索去，从而不是把它损坏了就是弄碎了；假如我是个小偷的话，那么我就会在最细小的东西上留下无数的指纹。我黯然明白了，从我要使自己有作为的瞬间开始，我就变得目光呆滞了，就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特别是看不到我手头的活儿了。于是我就面对那件分派给我的事情，盲目地晃来晃去，扯来扯去，翻来翻去，走来走去，挥来挥去，直到活儿没有干成，工具也给毁掉了，这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而且一提起那想像中的陌生活儿，甚至是大镰刀那轻轻的嗖嗖声和把土豆从箱子倒进车筐时那柔和的轱辘声，我顿时什么都听不见了。想必是听到了，可是再也没有能力去接受那个我最喜爱的响声了，那个从树种到树种各不相同的沙沙声了。就是有了那样容易干的差事——“把奶桶送到奶站去！”，“帮我把床单拉平整！”——，可我只要一听到立刻就喘不过气来，脸涨得通红，张开大嘴喘息，我的身体一下子就散架了，和行走、阅读、学习或者干脆静静地坐在那儿时不一样了；躯干失去了与下身的连接，弯腰不再自如了，不像在采拾蘑菇或者捡起苹果时那样了，而是一种木偶似的弯曲。

首先，在和那个喀斯特印第安女人的合作中，我明白了，只要人家一叫我帮忙，我的问题就开始了，哪怕你有足够的时间去作任何准备也罢。我不是去作准备，而是立刻把手指和胳膊缩到身子上，甚至把脚蜷缩在鞋里，犹如要防卫似的。我在问自己，我对体力活儿的畏惧是不是也来自对父母形象的观察？我不是从小就为父亲那塌陷的胸腔和弯曲的膝盖以及母亲的肥臀而感到抬不起头吗？在学校的最后两年里，面对那些律师、医生、建筑师以及他们的贵夫人，这种羞惭越发升级了。那些家伙统统都人模人样的，尽管他们低三下四地去打听他们的孩子是否学习取得了进步。

于是，对于我干活的状况和我的困难来自何处的认识帮助我梳理了自己的操作，直到我对打短工一天比一天兴致大起来。我一边注视着老妪，一边学习在干活时怎样停顿。随之，虽然开始没有头绪，可是一个个交接变得越来越清楚了，我干活的范围，红土和白墙也绽放出色彩了。当我有一次抓着满满一把terra rossa（红土）往回走的时候，我甚至闻到了它发出的香味。于是命令自己：脱离父亲吧！

后来有一天，这个让我有吃有喝的女人招呼我出了村子，领着我去邻近的荒漠里，来到一片少见的喀斯特耕田前，它没有沉降在灰岩坑里。这片田地四周围着低矮的围墙，杂草丛生，然而犁沟的起伏依然清晰可见，地面上闪烁出一片鲜红的色彩。入口用一个木栅栏门封着，旁边的围墙里外有石头台阶，仅供一个人跨越；墙根上开着一个四方孔，路边的雨水可以穿过孔淌到田地里。一到这里，这女人便伸开手臂，一板一眼地说出下面的话：“To je vasa njiva！”（“这就是你们家的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