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第20/30页）

当然，哥哥从来也没有变成叛逆者，而总是濒临叛逆的边缘，即便后来在战争年代里也是如此。他更多被视为我们当中的温顺者，甚至是一个笃信的人。从他那些信里所流露出来的某些东西，我只是在几个孩子身上亲身感受过。对他来说，如此经常使用的“神圣”这个词并不意味着教会、上天或者别的什么虚无缥缈的地方，而始终是那平平常常的东西，通常总是与闻鸡而起、下地劳作、一日三餐以及林林总总周而复始的日常事务息息相关。“说起家来，那里的一切被料理得如此生气勃勃，如此神圣”，从俄国写来的一封信里这样说。家就和那次观看复活节焰火以后的散步一模一样，是“最神圣和最快乐的东西”——而圣灵降临节对他来说就是那样一个节日，“人们一大早拿着大镰刀，出门去果园里，在神圣的时刻割草，简直太美妙了”。一条白巾，战地祈祷时铺在一张桌子上，就是“献给那可怜心灵的礼物”；哈利路亚10，他在家里大声唱过，和别的人一起合唱过，又在前线“喃喃自唱”，“静静地让自己听”。他还在最后一封信里写道：“我认识和经历了这个世界的肮脏，没有什么比我们的信仰更美好了。”（照他看来，信仰当然只有在母语里才变得富有生气。这是因为，在第一共和国结束后，在教堂里也只允许用德语来祷告和歌唱，而在他听起来，这再也“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了，而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让我无法理解的呻吟”。）他的虔诚也与那真挚的讽刺相辅相成，借着这讽刺，他从远方呼唤着家园和田产：他称那几公顷地为“不动产”，或者：“柯巴尔不动产”；家里的房子称为“贵室”，连厨房，牲口棚和谷仓都算在其中；要“研读”他的信，大家只能够“围坐在桌旁”，作为那个“阁下之家”。

战争期间，这样的讽刺也阻挡住了他采取暴力反抗的行为。他只是在信中的言词里表达出了愤怒。当他得知邻居一家迁居到说德语的外国时，“惟一的愿望就是要把那个家伙……撕得粉碎，恨不得自己非动手不可。然而，对父母和姐姐的思念克制住了这样的愤怒”。这样一来，如果说母亲要自己的儿子在度过了所谓的“农忙假”以后参加游击队，成了一名战士，这便更多是一个传说了。在我的想像里，反正他就是这样失踪了，谁也不会知道去哪儿了。不可思议的是，说他曾经扯开嗓子一起吼着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游击队歌——更不可思议的是，说他和别的几个人一起，突进一片隐蔽的空旷地里，来到一片掩蔽的田地前，十分轻蔑地向那帮战争先生发出了这样的喊话：“我现在告诉你们那句话，那就是在家里玩保龄球时，当球击中的不是瓶柱，而是瓶洞时，它常常会吊在人们嘴上！”——在他从前线的一封来信里，用“该死”这个说法取而代之了。他的确是一个歌手，但不是一个执迷不悟彻头彻尾的歌手，而是一个歪着沉重的脑袋、和两三个志同道合的人围坐在桌前的歌手。他也是一个舞伴，但不是一个跺脚的舞伴，而更多是一条腿搭在舞池边上愉快活泼的人。

他失踪以后，村子里的人都以为他死了。像村子里所有死去的人（除了这个或者那个神父）一样，他很快就被人遗忘了。有几个或许能够念起他的同龄人差不多都没有从战场返回家乡来。那个曾被视为他未婚妻的姑娘嫁给了另外一个人，无声无息了。他也过早地离开了家，有谁还想得起一个五月树的攀登者或者教堂里的一个独唱者呢。回来后不久，那个穿着围裙的年轻农民就变成了那个“名叫格里高尔·柯巴尔的士兵”。按照他文字游戏的说法，“不是原野上一个天蓝色的使者，而是一个军灰色的影子”。

然而在家里，人人都尊重他。在我童年时，大家都如此不厌其烦地说起他，现在让我觉得他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我甚至仿佛听到了每次谈话都附加了一个声音；仿佛那一个个脑袋都一再转向那空荡荡的暗室里，望着那个不在场的人的身影。母亲总是首先把话题引到他身上，而父亲则是他事业的守护人，不仅守护着那片果园，而且也守护着那些衣物和几本书。难道那仅仅是我后来的幻觉吗？父母亲在病房里额头贴着额头的情形与其说是夫妻恩爱，倒不如说是相聚一起为那个最心爱的儿子而哀叹，两个额头要为始终还期盼着他的归来架起一座桥梁。毫无疑问，丈夫和妻子以各自的方式，都在兴奋地爱着那个失踪的儿子，正像这个不信上帝的母亲说的，他是“为人之子的榜样”。妻子一听到他临近的消息，立刻就会给他准备好“居室”，洗一洗门槛，给大门装扮上花环，而丈夫则会套上从邻居借来的白马，坐上那擦得铮铮发亮的四轮单驾轻便马车，鼻子上挂着幸福的泪水迎着他赶向空旷的天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