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35/40页）

“啊，他是将军，豪格将军呢！”

能左右豪格的只有卡尔·福格特，他的观点一向鲜明而实际；他对他寸步不让，挖苦他，骂他，但豪格听他的话。

“您掌握了什么秘诀，居然能征服我们这位孟加拉将军？”有一次我问福格特。

“您也知道这秘诀，”福格特答道，“您已提到了这一点。我能制服他，是因为他是将军，而且相信自己是将军。将军必须懂得纪律，不能违抗长官的命令：您不该忘记，我是帝国的摄政呢。”

福格特说得完全对。过了几天，恩格尔松毫不在意，也没想到有谁在场，便脱口而出道：

“这么混账的事只有德国人才干得出。”

豪格生气了。恩格尔松要他相信他这是随口讲的，这种蠢话根本不值得当一回事。豪格却指出，重要的不在于他当他的面讲这话，而在于他对德国人抱着这样的偏见，说完就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便找福格特，后者还没起床，他叫醒了他，把德国遭到的侮辱告诉他，要求他作决斗的证人，向恩格尔松下战书。

“您怎么啦，以为我也像您一样发了疯不成？”福格特答道。

“我受不惯这种侮辱。”

“他没有侮辱您。他不过是讲错了话，而且已向您道歉了。”

“他侮辱了德国……应该让他看到，当着我的面侮辱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能不受到惩罚。”

“难道只有您才是德国的代表吗？”福格特朝着他大叫道。“难道我不是德国人？难道我不是像您一样，甚至比您更有权利干预这件事？”

“毫无疑问，如果您肯负责，我就把它交给您。”

“好，但是既然您信任我，我希望您不要再插手。请您安心坐在这儿，我去了解一下，恩格尔松的意见是否真的这样，还是仅仅无意之间讲错了话。就这样，我把您的挑战书撕了。”

过了半小时，福格特来找我，我还一点不知道昨天的事。他走进屋子，照例大笑不止，对我说道：

“您那位恩格尔松还在到处闯祸吗？我把我那位将军锁在家里了。您想想看，他居然因为恩格尔松讲了那些肮脏的德国人的坏话，要与他决斗呢。我说服了他，让我来处置他。事情解决了一半。现在该您来说服恩格尔松了，免得他再发高烧。”

恩格尔松根本没想到，豪格会气成那个样子；起先他打算亲自向豪格作些解释，还准备接受他的挑战，但后来让步了，我们便派人把豪格找来。这天早上，帝国摄政丢下了水母和纽鳃鳟，一直坐在那里等候豪格和恩格尔松握手言欢，一起喝酒，吃米兰式肉丸。

我从卢加诺到达卢塞恩以后，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难题。我到达的当天，泰西埃便告诉我，豪格写了一篇回忆录，把打耳光的事前前后后讲了一遍，预备在报上发表，泰西埃好不容易劝住了他，对他说这种文章不能不得到我的同意。豪格相信我没有不同意的理由，这才决定等我。

“您必须尽一切努力，不让这个不幸的插曲登在报上。”泰西埃对我说。“它会把事情弄糟，使您和您所悼念的亲人，以及我们大家，永远成为人们的笑柄。”

晚上豪格把原稿交给我。泰西埃说得对。这样的打击会弄得无法收场。一切都是出于对我、对亡故者的热烈而真诚的友情，可一切又那么可笑——哪怕在这个流泪和绝望的时期，仍使我觉得那么可笑。整篇文章是用唐·卡洛斯103的语调写的——只是用了散文。一个能够写出这种文章的人，一定把自己的作品看得很了不起，不经过斗争，他是不会让步的。我的任务并不轻。文章全是为我写的，是出于对我的友谊，充满了善意、真诚和正义，可是我非但不感激他，反而要彻底铲除他头脑里那个他自鸣得意的牢固想法。

我不能退让。我考虑了好久，决定给他写一封长信，感谢他的友谊，但请他不要发表这篇回忆录。“如果非把这件骇人的事公诸报端不可，那么只有我一个人才有这伤心的权利。”

我把信封好后，在早上七时送给豪格。豪格复信道：“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我给您和她树立了一个纪念碑，我把您放在不可企及的高处，要是谁敢说个不字，我就得封住他的嘴巴。但既然这是您的事，您有权决定一切，如果您要写，理所当然，我就让您写。”

他整天闷闷不乐，心烦意乱。到了晚上，一个可怕的思想出现在我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