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23/40页)
和解的时刻是神圣的,我透过眼泪回忆着它……
……不,这不是和解,这个词不贴切。文字像现成的衣服,“在一定程度上”适合所有同样身材的人,然而并不能对每一个人完全合身。
我们不需要和解,我们从来没有争吵过,我们使彼此痛苦,但并没有分开。在最阴暗的时刻,两人都毫不怀疑的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彼此的深刻尊重,都依然保持着。我们与其说像和解的人,不如说像两个大病之后刚才清醒的人:昏迷状态过去了,我们睁开有些虚弱而模糊的眼睛互相望着。经历的痛苦记忆犹新,困倦还能感到,但是我们知道,噩梦已经过去,我们又平安无事了。
……以前偶尔在纳塔利娅心头出现的思想,现在逐渐占有了她。她希望写下她的自白书。她对它的开头不满,烧毁了那几页,只保存了一封长长的信和一小页纸。75从它们可以看出,销毁的部分多么重要……读了它们,我觉得不寒而栗,仿佛我的手接触到了一颗痛苦而温暖的心,听到了那些无声的秘密的声音,它们一直隐藏在深处,只是在意识中刚刚苏醒。从这些字句中可以琢磨到,那艰苦的挣扎怎样转化成新的意志,悲痛怎样转化成思想。如果这作品没有突然中断,它可以成为一件珍贵的记录,一切便不致湮没在女人含糊其词的缄默和男人自以为是的保护人态度中。但是最不可理喻的打击已朝我们的头顶打来,终于什么都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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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底的海中,在无月的夜里,永埋在丧失理性的海水之下……76
雨果
1851年的夏季就这么结束了。我们又几乎单独在一起了。我的母亲带着科利亚和斯彼尔曼77前往巴黎,在马·卡78家做客。我们跟孩子们安静地过着日子。仿佛暴风雨完全过去了。
到了11月,我们收到了母亲的信,她即将离开那里,后来又接到她寄自马赛的信,信上说,第二天,即11月15日,他们搭轮船回来。在她外出期间,我们搬了家,新住所也在海边,属于圣海伦娜郊区。这幢房子有一个大花园,我们已给母亲安排了住处,现在用鲜花布置了一下,我们的厨子和萨沙买了些中国灯笼。把它们挂在墙上和树上。一切准备好了,孩子们从三时起就没有离开阳台,到了五点多钟,一缕黑烟终于从遥远的海面上升起,过了几分钟已可看到轮船,像一动不动的黑点,但在逐渐扩大。一家人开始忙碌了,弗朗索瓦79飞也似的跑往码头,我坐上马车,也向那儿驶去。
我抵达码头时,轮船已经到达,几只小船靠在它周围,等待检疫官员允许旅客下船。一只小船驶回了浮码头,弗朗索瓦站在船上。
“怎么,”我问,“你已经回来了?”
他没有回答;我瞧了他一眼,愣住了,他脸色发青,整个身子都在哆嗦。
“怎么回事?”我问,“你病了不成?”
“不,”他答道,避开了我的目光,“只是我们家的人没有到。”
“怎么没有到?”
“轮船在那儿出了点事,因此旅客没有全部到达。”
我跳上小船,命令马上开船。
轮船上鸦雀无声,迎接我的是一种不祥的哀痛气氛。船长亲自在等我,这完全不合常情,我等待着可怕的消息。船长对我说,轮船经过耶尔岛和大陆之间的海面时,跟另一艘船相撞,沉进海底了,我的母亲便在那船上,他这艘船和另一艘路过的轮船救出了大部分旅客,“我这船上只有两个年轻姑娘是你们家的。”他说,带我走向前面甲板,大家在阴森的沉默中让开了路。我跟着他,毫无知觉,甚至没问一句话。在我母亲那里做客的她的侄女,一个身材苗条的女子,躺在甲板上,披散的头发湿湿漉漉的;她的旁边是照料科利亚的使女。年轻姑娘看见我,想坐起身子说什么,但办不到,便别转了头,嘤嘤啜泣。
“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们在哪儿?”我问,发疯似的握住了使女的手。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她答道,“轮船沉了,我们给捞出水面时已昏迷不醒。一位英国太太拿衣服给我们换了。”
船长伤心地望着我,握着我的手说道:
“不要绝望,您不妨到耶尔问问,也许还能在那儿找到您家的人。”
我托恩格尔松和弗朗索瓦照料病人,自己丧魂落魄似的坐车赶回家中;我的头脑乱极了,心在发抖,我但愿我的家在千里之外。但是树木中间出现了亮光,它越来越多,这是孩子们把灯笼点亮了。门口站着仆人们,纳塔利娅带着塔塔,抱着奥莉加也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