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五章（第7/8页）

她们一来，便会出现一些叫人纳闷的场面。

“你怎么啦，安娜·亚基莫夫娜，身体不舒服吗？为什么不吃东西啊？”我父亲问。

这个弯腰曲背的老婆子，脸色憔悴，满面皱纹，是克列缅丘格地方一位官吏的寡妇，身上老是有一股刺鼻的膏药味。她垂下眼皮，装得毕恭毕敬，回答道：

“请原谅，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老爷，说真的，我实在不好意思，不过我是老派人，哎，哎，眼下是圣母升天节的斋期呢。”

“啊，多么没趣儿！你总是惦记着教规！老妈妈，祸从口出，不是祸从口入；吃什么，这都一样；只有从嘴里出来的东西才应该多加小心……免得说长道短，议论别人。这种日子你其实最好在自己家里吃饭，要不，如果来一个土耳其人，我还得为他煮羊肉饭不成。我这儿不是饭馆，不能点菜。”

老婆子本想要求另外给她点麦饼和粗粉，吓得不敢吱声，赶紧拿起克瓦斯和凉拌菜，装出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奇怪的是，一旦她或她们中间哪一位在斋期吃了荤食，我的父亲（他是从来不守斋的）马上一边伤心地摇头，一边说道：

“安娜·亚基莫夫娜，一生到了这最后几年，还违背祖宗的规矩，真不值得。我有罪，吃了荤食，这是因为我多病；唉，可你呢，这么多年，感谢上帝，你一生都遵守斋期，到了现在突然……这让他们看了多不好啊。”

他指指仆役们。可怜的老婆子只得重又喝克瓦斯，吃凉拌菜了。

这些场面使我很生气，有一次我竟插了嘴，指出他的意见互相矛盾。于是父亲欠起身子，抓住丝绒小帽的穗子，把它脱下，托在空中，感谢我提醒了他，请我原谅他的健忘，然后对老婆子说道：

“可怕的时代！既然儿子能教训老子，你在斋期吃荤食又有什么奇怪！我们今后会变得怎样？简直叫人不敢想象！幸好我和你都见不到了。”

饭后父亲要睡一两个小时。仆人马上走散了，有的去酒店，有的上饭馆。七点钟开始喝茶，有时也来一两个客人，主要是参政官；这是我们休息的时候。参政官往往带来各种消息，讲得兴高采烈。父亲一边听，一边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他哥哥认为他要捧腹大笑的时候，他却一本正经；明明是惊心动魄的新闻，他却仿佛没有听见，反问是怎么回事。

参政官与弟弟意见相反，或者不很一致的时候，他的遭遇更坏，不过这是很罕见的；有时我父亲情绪特别低落，他便懒得与他争吵了。在这种悲喜剧场面中，最有趣的是参政官那种自然流露的气愤情绪和我父亲那种强装的、人为的冷漠外表。

“得啦，你今天病了。”参政官不耐烦地说，拿起帽子便往外走。

有一次他气得竟不知开门，却拼命推它，用脚踢它，口中嘟哝：“该死的门，怎么这样！”

我父亲心平气和走过去，朝相反的方向开了门，故意用相当安详的口气说道：

“门并不该死，它是朝那边开的，您却要它向这边开，生它的气。”

这里应说明一下，参政官比我父亲大两岁，对我父亲称“你”，而我父亲因是弟弟，对参政宫总是称“您”。

参政官走后，父亲回卧室了。每天他都要查问一下，大门关上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还要表示一点怀疑，又从未亲自去检查过。在卧室中他还有一大串事要办：洗脸，热水罨敷，服药；床边的小桌上，听差已给他准备好各种各样的东西：药瓶，小夜灯，小盒子。老人通常要读一小时书，读的是布里埃内43的作品， 《圣赫勒拿岛回忆录》44，以及其他各种笔记。在阅读中，夜幕降落了。

1834年我离开家中时他是这样，1840年我回家时他也是这样，直到1846年他逝世为止，他的一生就是这样。

我三十岁从流放回来以后才明白，在许多事上父亲是正确的，不幸的是他把人看得太透彻了，以致鄙视所有的人。哪怕是真理，到了他口中也会遭到冷嘲热讽，使一颗年轻的心忍受不了，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他长期生活在堕落的人们中间，头脑已淡漠寡情，因而时刻提防大家，可是冷却的心并不要求和解，这使他与世上一切人处于敌对状态。

1839年，特别是1842年后，我发现他身体衰弱了，确实病了；这时参政官已经作古，他的周围变得更空虚了，连听差也换了，但他本人依然如故，只有体力大不如前，他的嘲讽依旧，记忆力依旧，也照旧用各种小事折磨人；不变的佐年贝格仍在旧宅流浪，供他使唤。

直到那时，我才看清了他生活中的一切不幸。我怀着悲痛的心情，望着这个被遗弃的生命孤单寂寞地度过凄恻的暮年，在荒凉贫瘠、毫无生气的沙漠中逐渐倒下；他自己一手制造了这个环境，现在要改变已无能为力。他了解这一点，看到末日正在临近，便克制了软弱和衰老，倔强而固执地支撑着自己。我有时非常同情老头儿，但又无可奈何——他是不可亲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