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至9月（第24/25页）

我听说我们家有两位在盟军服役的亲戚，曾经前来询问我们的下落，想帮我们的忙：一位是吉姆·维耶曾斯基，他现在替苏军与法军司令担任联络官；另一位是葛吉·谢尔巴托夫叔叔，他是美国海军少校，曾经担任雅尔塔会议的口译。

一整个早上都在设法申请许可证，去法国占领区探望父母。丹豪福与我寸步不离，甚至陪我去采蘑菇。他不信任美军；有一批人已经强占了隔壁穆姆家族的宅邸，而且举止恶劣，把很多家具和瓷器丢到窗外，还把奥莉莉和马德琳的衣服分送给村里的女孩。

稍晚布拉特·穆姆出现；他刚从位于法国理兰斯附近的盟军战俘营放出来。他在德国占领期间，回巴黎管理他们家族的香槟制造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交还给穆姆家族），法国人不原谅他这一点。虽然他被囚禁了四个月，几乎没有东西可吃，不过看起来仍然很健康。现在他和家人住在法兰克福北边的怡森堡。他把我从奥地利带回来一部分的信带走了，答应会在法兰克福寄出去，让我心头放下一个负担。他告诉我弗雷迪·霍斯特曼在苏军攻占柏林期间，一直搭帐篷住在树林里，所以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晚上，丹豪福带我去盖森海姆见卢齐厄·英厄尔海姆女伯爵；她现在替驻吕德斯海姆的美军指挥官加文少校工作，亦是去年7月企图行刺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的表亲。她答应替我想办法申请去巴登—巴登的许可证。

9月4日，星期二

奥莉莉·穆姆带着刚从英国占领区抵达的洛布科维茨来访。他说英军颇守纪律，却极不友善，而且会抢东西；像他从东欧产业带来的那几匹马就被“充公”了。

这里的食物种类不太平均；有极好的葡萄酒，足够的牛奶，自己种的水果和蔬菜，却一点肉都没有。但库尔特仍坚持戴白手套上我们节省的餐点，在我耳边低声念出葡萄酒的年份。每位仆人都争相服侍我，急切地想在这片荒废的产业上做点正事。

9月5日，星期三

布拉特·穆姆再度带来最新消息，阿尔菲·克拉里带着莉蒂从捷克逃了出来，据说就住在附近。我会立刻开始找他们。

去村里的补鞋匠店里取我寄放的鞋子，回家路上撞见我在格蒙登认识的一位美军，乔·哈姆林。他现在已升少校；说他在哈瑙碰见一位美国陆军女军官，向她提起我，说我曾经对他描述战时柏林的情况，他本来不信，后来亲自去柏林后才相信我说的话。那位女军官告诉他，她认识塔蒂阿娜，还把他们在这里的地址给了他。于是他开车到约翰尼斯贝格来找他们，想告知关于我的消息，没想到找不着他们，却碰到了我！他正打算直接开回奥地利，我求他载我一起去，但他不敢，因为盟军仍禁止与德国人“友好”，而我无论如何仍被视为德国人。不过他同意替我带信。我们俩一起喝完保罗的一瓶葡萄酒，然后他就离开了。

下午我走路去看邻居马图许卡夫妇，向他们借了几本英文书。他们一直非常幸运，美丽的城堡仍完整无缺，甚至到现在都不必供盟军住宿，不过那跟他一直从事反纳粹活动有关。

9月7日，星期五

我开始重新整理日记。“七月密谋”之后，我一直用速记写日记，而且记得非常潦草，我怕再拖下去，会忘了当时发生的事，或者根本看不懂自己的笔迹。

9月8日，星期六

和库尔特一起出去采蘑菇，结果收获不多，因为蘑菇季节快结束了。这是个灾难，因为蘑菇是肉的代替品。

乔·哈姆林回来了。他见到了塔蒂阿娜和保罗·梅特涅，他们现在住在施特罗布尔的菲尔斯滕贝格家。他还带了信回来；他们要我寄300瓶葡萄酒过去，可能想当现金用。乔现在很后悔那时没载我一起去。他即将前往柏林，会设法替我找份工作，作为载我去奥地利与梅特涅夫妇聚首的理由。如果这个计划行不通，我便去巴登—巴登看父母。

今天汉斯·弗洛托出现了，从海德堡带了两位朋友来。他已开始工作，看起来很健康。柏林别后，我们一直没见过面。他说罗玛莉·舍恩贝格现在替美国反情报单位工作，地点就在我待在那辆火车头里一整夜、附近的一个村庄里。

晚上，一名退役军官从柯尼希斯瓦特带了几封信要给保罗。六周前，他和一位朋友回去，结果染上白喉，遭捷克人囚禁，后来又被放出来。听他描述，情况并不乐观。现在美军仍住在城堡内，经常开派对，邀请村里的女孩去参加。她们都带着空皮箱去，然后满载而归。现在开始拿我们的衣服了。柯尼希斯瓦特的园丁写道：“眼看美丽的城堡被如此玷污，实在心痛。”那位军官还带来一封罗玛莉表亲——葛蕾特·罗翰写的信——居然以平信从捷克境内的苏联占领区顺利寄到柯尼希斯瓦特。她和她的五位姐妹（年龄从15岁到22岁不等）被迫到图瑙的一家旅馆当仆役。捷克人洗劫了她们家族的西希多城堡（1944年我还去那里住过），把所有家具都搬去布拉格。我不禁想到那些由米尼亚尔、纳蒂埃和里戈[29]画的美丽家族肖像——它们全是罗翰家族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从法国带到波希米亚的宝物——不知前途如何？葛蕾特现在急着想返回奥地利与她的未婚夫团聚，现在请弗朗茨—约瑟夫·利希滕施泰因王子的其中一位弟弟（他可以自由旅行），替她们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