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死亡筵席（第9/12页）

下午两点左右，希特勒在他的女秘书和素食女厨的陪同下，用了他的最后一餐。在经过了这些天里无数次的感情爆发和抽搐发作后，他显得安静和镇定自若，围坐在希特勒起居室内桌边的人们吃着喝着，给一名女秘书留下深刻印象，觉得像是“一场死亡的宴席”。前一天晚上，希特勒给了她一颗铜质子弹，里面藏有一个毒药安瓿瓶，并且对她说，他知道，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临别礼品。出人意料的是爱娃•布劳恩没有在场。

没多一会儿，希特勒立起身来，说了句“是时候了，该结束了”，就径直朝戈培尔走去。一向标榜自己是“最后一个忠实可靠者”，也把荣辱和生死置之度外的他，眼看着死亡在不可抗拒地逼近，却突然劝希特勒离开柏林。可希特勒再次重复了所有的理由，其中包括戈培尔自己提出的，而且或许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些天里，当这个人或那个人劝说他时，他都是用这个问题来表示婉言谢绝的：他该去哪儿？他是不愿意“糊里糊涂死在大街上的”。末了他说：“博士，您是知道我的决定的。它不会改变！”对戈培尔本人，他最后对他说，他听凭他与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一起离开柏林。可这次戈培尔没有服从，他保证说，他不会从元首身边走开。

接下来是一个一个地告别。当希特勒陪戈培尔和他此时刚赶到的妻子向门口走去时，迎面碰上了他的贴身警卫海因茨•林格。林格请求与他道别，希特勒对他说，他应该与其他人一起往西面去。当这名淳朴的下属问他，自己该为了谁、为了什么目的突围出去时，希特勒回答说：“为了将要出现的一个人！”林格说，他会忠于元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并举起手臂行礼，希特勒一言不发地朝他自己的房间走去。

不一会儿，他与他的妻子一道来到会议室的过道上。他穿一身朴素的军装，左胸上方别着一枚铁十字勋章和那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的伤员勋章，他来到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同事当中，这次是正式与他们告别。戈培尔和他的妻子与鲍曼排在前面，然后依次是克莱勃斯将军、布格道夫将军、赫威尔大使和大本营里的海军联络军官，海军副元帅汉斯-埃里希•福斯。排在后面的是拉滕胡贝尔、京舍、赫格尔和林格以及女秘书们。他在妻子的一旁，从排列着的队伍前走过，对队列中人们说的干巴巴、喘吁吁的客套话他没有理会，走过后就独自一人走回了他的房间，只是爱娃•布劳恩在玛格达•戈培尔的面前待了一会儿。在地下避弹室的第一进房子里，此时已集合了元首护卫队的几名党卫军军官，他们是被京舍叫来的。

这儿有个要解答的疑问是，希特勒是否直到现在，在与那一排人作别以前就派人把他的机长汉斯•鲍尔叫来了。当鲍尔和他的副手格奥尔格•贝茨走进房间时，希特勒握住他的手，对他多年来的忠心耿耿表示感谢，随即又开始说起了导致他如此结局的胆怯和背叛。现在他无能为力了。鲍尔试图最后一次劝说他突围，说已经备好了随时可起飞的飞机，飞行距离可达一万二千公里，可把他送往阿拉伯或南美的某个国家，或者是飞往日本，希特勒无精打采地拒绝了：他决意放弃，他应该有勇气去吸取教训。他说，明天就会有成百万的人诅咒他，“但命运不会因此变为另一番情景”。

然后他也请求鲍尔，做好焚烧尸体的必要准备：“他和他妻子的尸体决不可落到那帮猪猡手里”，遭受像墨索里尼那样的下场。分手时，他把安东•格拉夫画的腓特烈大帝画像送给鲍尔，在过去几个星期里，他常常神思恍惚地与他对话。有一次，地下避弹室的一名电话接线员看到他在夜里端坐在他的起居室内，一支点着的蜡烛，被通风装置里灌进来的风吹得飘忽不定，烛光下的他，像阴魂附身般两眼紧盯着那幅画。当鲍尔转身要走时，希特勒才回过神来。在他的墓碑上，他说，要写上这样的话，他是“他将军们的牺牲品”。

事情的进程还被耽搁了一下。因为玛格达•戈培尔“泪流满面”地突然出现在现场，她“极其激动”地要与元首说话。希特勒明显流露出不快的神情，但最后还是为京舍所说服，接待这位绝望的妇人。作为希特勒狂热的拥戴者，玛格达•戈培尔在很早以前就做出了决定，那就是在情况危急时，带着她的孩子们一道去死。人们多方劝说她放弃这个念头，但无济于事，连希特勒的劝说她也固执地回答说“不”。她的理由是，她不能让自己的丈夫一个人去死，如果她和他一道去死，那么孩子们也该死去。可现在，她和戈培尔本人却发生了动摇。她情绪激动，最后一次劝说希特勒离开柏林，而她的丈夫正在门外等着消息。但希特勒现在不想再听这些劝告了，他用几句话就打发了她。“一分钟以后”，京舍的报告中说道，她就“哭着离开了”。阿图尔•阿克斯曼也心急如焚地跑过来，要和元首说几句，但京舍把他拦住了，说他要严格执行命令，不再放任何人进去找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