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七 现代文化之由来与新人生观之成立（第3/7页）

其实，希腊人所以这样困恼，原因还在他们的无知。希腊文学最发达的是悲剧，而且都是运命的悲剧。读了索福克理斯[2]的狄怕斯[3]一剧，谁不为之惨然？这位最聪明的英年国王，解答了女怪的谜语，但却茫然于自身的运命。天大的罪恶就在这无知中妄作了出来。在这样的环境里，梭格拉底[4]来了，他以寻求真知做他自己的使命，他努力要造成一种爱真理求真知的风气，然而无知的希腊人，哪能一下子领悟真知之可贵，所以就把梭格拉底毒杀了。

我们就要说到耶稣了。耶稣的精神不仅在希伯来思想中养成，即在希腊文明中也有重大的预告。它的根本教义即存在希腊哲学里面。学理上梭格拉底就是一纯粹的耶稣。但在希腊，则教义存在少数知识先觉分子的理智反省之中，无大众的情感，无永生的渴慕，只能作为几个人的确信，不成为大众的宗教。有人说过一句过火的话：“希腊的大哲学家却把希腊沉沦了。”因为有高尚特出的先觉，终使民众传统的迷信打破了，但旧的去了，新的不来，几场内战，一次天灾，一口气接不过来，怎么了不得的哲学、美术，一死就是三千年，翻不过身来，希腊人倒霉，罗马人交了时运。

到底耶稣的教义怎样，梭格拉底的哲学又怎样？我虽不敢妄谈，但浅薄地将我所见到的来说，就是：

牺牲个人以为群众，牺牲现在以为将来！

梭格拉底说：“个人当在群众之下，人生最高目的在实现道德的存在。”

耶稣说：“人类有罪了，所以上帝派他的儿子来做牺牲。十字架放下来，耶稣复活了，永生了！”

这样看来，梭格拉底是教人应当这样做，耶稣却教人乐愿这样做。梭格拉底的毒药杯，是智的正的权化，耶稣的十字架是情的爱的权化。耶稣的门徒直接继续不断地殉教，而造成中世纪宗教统一一切的局面。梭格拉底的门徒一千五百年后从加里尼起一个一个地殉知，而造成现代的科学文明。

耶教用“上帝”之“爱”来代替了这“魔鬼”的“恶作剧”，所以一二世纪的教徒的内心是充满了快乐与希望，没有一些忧惧和迟疑。“有一个爸爸一样的上帝，随便什么人，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找着他。”这一针，针针锋对着希腊运命剧里表现出来的悲惨人生观打进去，恰好针锋相对，所以最初美术就与宗教谐和结合，它们俩不是敌人，竟是姊妹，相互间有无数细针密缕的交情，宛然一件无缝的天衣，在古历史上竟无明晰的过渡痕迹了。

希腊乐生的美术与耶稣用死的宗教，通常错认为截然的两撅（我从前著《文艺复兴史》，此亦人云亦云），实则如前所说，二者都出于爱，前者是爱之初——天地之大德曰生——使人善乐其生，后者是爱之极——人生之大事曰死——使人善用其死。而且，很重要的，须知二者中间自有一个一贯之道，做着旋乾转坤的工程，就是Peto（慈悲或谓悲悯）这个词，它在美术上的象征，就是圣母抱尸图。所以看罗马的画，可以分为三大类：（1）耶稣降生（生）；（2）圣母抱尸（死生之连）；（3）耶稣受难（死）。

你们游大墓道时不是流连忘返吗？这个大墓道的发现开拓，更证实了宗教与美术的一见钟情。从前人以为初期宗教都反对美术，其实是因为反对偶像，所以不在造型美术（雕塑）方面努力，而专注精神于壁画、浮雕、用具等方面。按火葬是异宗的观念，耶教以复活永生为前提，有“事死如事生”之意，所以墓道装饰，视死者为生人，即将当时罗马壁画及工艺美术直接应用，使墓道中满布了乐观的空气，用希腊人生享乐的活动材料来装饰复活永生的恬静生活。残酷的十字架，墓道中竟寻不出来，有的是花、鸟、果子、天女、羊、鱼，千年古墓里保留着无限春光，生与死完全一致了，这岂非奇迹？这奇迹就是罗马的成就，墓道之大（一天走不完）正是象征着罗马成就之大。

且说大。

上海有个游艺场名叫大世界，不管它实在内容如何，这个名词可甚有意义，如果拿来译罗马的比武斗兽场，所谓Colosal真是名副其实。现在我们从大世界出发，可要先来谈谈这个“大”。

这个“大”，是从死罗马骸骨中跳出来的一个活鬼，第一个吓倒了德国诗圣歌德（第二个恐怕就是我），他一到罗马就感觉到他自身艺术的方向，应当向着“大”走，他说：“美哉大乎。”大就是真的极致（这个“真”字在中国哲学用语上就是“诚者物之终始”的“诚”），古代艺术之所以能大，因为它的思想与行为都是真的缘故，最容易看出来的莫如建筑，譬如宫殿吧，不是小诸侯要耍阔、故意地宣传的装饰品，而是世界统治者实用的事务室；譬如水道吧，并不是花园里做喷泉用，或庭子里做池子用的，而是为国民大众作饮料用的，其他庙、戏园、驰道、浴场，都是这样。精神如此，肉体也是如此，所以墙头就是石壁，不是砖上涂石灰。总之，一切一切都是“真”的材料（记得第一讲的硬碰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