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反其道而行之（第2/13页）

所有作战计划、书面指令都有一个固定的存放地点，那就是方面军司令员和集团军司令员的个人保密柜。

苏军的保密工作不能说不细致不严苛，然而百密终有一疏，最后还是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件。

就在临开战前几天，苏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什捷缅科收到了从《红星报》编辑部转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按通常的渠道送到报社的，信很薄，从外表看与几百封其他读者来信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拆开之后，信的头几行字就让什捷缅科吃惊不小。

信是一位名叫彼得罗夫的老记者写来的。他在信的开头写道：“非常情况促使我这个老头子给你们写这封信。7月末，在有二十多名与军队无关的人员在场的一个公共场所，一位军衔为中校的红军军官十分卖劲地炫耀自己，同时还泄露了军队和国家的秘密！”

让人感到格外震惊的是，军官所泄露的正是远东战役的最高机密——“据他说，目前似乎正在加紧准备对日作战，并往远东派去了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首的一群总参谋部的军官……”

彼得罗夫耳闻目睹了这一切。作为一个苏联公民，其警惕性和责任感显然都非常强，他不仅给《红星报》写了人民来信，还在信中要求对泄密者给予必要的惩戒：“要让他懂得，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国家的利益要比这个年轻人的个人幸福宝贵得多。”

此时正值苏军准备对日作战的最后时刻，作战计划、作战时间已经完全确定，所以什捷缅科比写信的老记者更清楚，如果这份情报被日方所掌握，给苏军造成的损失将有多大。

什捷缅科立即组织展开调查。信中所说的饶舌鬼很快就找到了，原来他是被选派到远东总司令部的一名工作人员。调查过程中同时查明，此人还在那个公共场所喋喋不休地大声讲了不少其他机密，比如他的直属首长的情况，以及苏军最高统帅部在准备对日作战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

什捷缅科后来回忆，还觉得自己犹如经历了一场噩梦，因为他不知道所有这些机密是否已经传出去或到了日军谍报人员手里。

再进行调查，很幸运，除了当时的二十多个听众和老记者彼得罗夫外，饶舌鬼的话尚未能够传播到更大范围里去。

这样一个不守军队纪律、泄露最高机密的军官，别说无法再在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内找到容身之地，就算在军队的其他司令部或部门工作也不可能了。什捷缅科将他清除出了军队。

由于这件事牵涉到远东总司令部乃至华西列夫斯基，又尚未发现对苏军造成不利后果，所以总参谋部没有就此事向斯大林单独汇报。

开战的时刻日益迫近。据苏军侦察部门得到的情报，关东军的兵力数量还在继续增长，但没有任何其他异常的情况发生。什捷缅科松了口气，他确信关东军仍然被蒙在鼓里，行动的主动权始终被苏军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空袭

1945年8月9日零点稍过，关东军总司令部就接到了驻牡丹江第一方面军的电话报告，电话中说：“牡丹江市遭到敌人空袭。”

半个小时后，关东军总司令部所在地长春的上空也出现了苏军轰炸机。

即便到这个时候，关东军仍未接到大本营的相关通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宣战后，虽然口头上同意日本大使馆可向东京报信，但实际上日本国内并没有能够从大使馆得到任何消息。有证据表明，是苏联政府无限期扣留了大使馆所发出的电报。

关东军在遭到空袭时，总司令官山田乙三正在大连出差，不在长春。为了做重新部署的准备，日军主力已撤离边境地区，驻扎在边境的军事力量只有先前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很多用来防御的炮兵部队也已经被调走。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对苏军发动的这场名为“八月风暴”的攻势，关东军缺乏必要的准备。

关东军副参谋长松村知胜战后供述：“苏联在8月8日这天宣战（按莫斯科时间），对关东军指挥部来说是异常突然的。”同样感到“异常突然”的还有大本营，当他们通过专用军事电话得知这一消息时，顿时惊恐万状，狼狈不堪。

战前，远东地区分散的航空兵部队都被统一起来，组成了航空集团军。远东红军一共建立了三个航空集团军，当天首批执行轰炸任务的是第九航空集团军所属的第十九轰炸军团。他们一共出动七十六架伊尔-4轰炸机，对长春等地的军事目标进行了攻击。

如果仅从作战所依赖的天气条件上来说，8月份确实糟糕。月初以来，本来天气一直晴朗，但到8日晚，天却突然变了，东北地区电闪雷鸣，暴雨倾盆。尽管如此，空军总司令诺维科夫元帅仍然下令第九、第十二航空集团军和太平洋舰队的航空兵部队继续执行突击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