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玉碎还是散花（第16/19页）

本想出口气，最后却断了气。关东军司令官植田由此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在下令征调第二、第四师团之后，他又抽调了第一师团的一个旅团，同时为防万一，还派兵增强了海拉尔以及海拉尔以西的防御。

植田是准备豁出去立即再打一场的，除了要救出小松原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据说是山县联队覆灭之后，联队军旗没有下落，植田和荻洲不知道它是不是完全烧掉了，会不会落入苏军之手。

各人有各人的利益考虑，比如红十字旗对松本来说就是千金不换的宝贝，毕竟危急时候可以救命，而植田、荻洲辈之所以把联队旗特当回事，则是因为这东西跟他们的仕途紧紧相连，没准把联队旗抢回来，还可以一俊遮百丑，掩饰战败责任呢。

得知第六军兵败诺蒙坎，参谋本部紧急调集重兵前往诺蒙坎，其中包括中国关内的第五、第十四师团以及一些特种兵联队。不过参谋本部调兵的出发点与关东军司令部完全不同。

追魂电

关东军当局者迷，参谋本部旁观者清，他们意识到，关东军的这次惨败，与以往三次诺蒙坎战役中的失败都不同，是一次决定性的失败，这已经不是你愿不愿服输的问题了。

胜败在日本陆军内部几乎就是衡量一切的准绳。因为彻底战败，参谋本部强硬派的声音一下子全都消失了：看来老毛子还是惹不起，不如等两年再说吧。

内部计议的结果，是重新回到谈判桌上，而且不管苏联开出的条件有多么苛刻，也要接受，以争取尽快了结诺蒙坎这场无休无止的争端。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平时大多数时间都躲在幕后，这时候也不得不放下手里的鸟笼子，跑到前台来收拾残局。他出面明确了不惜向苏联全面让步的原因：“处理支那事变（即侵华战争）期间，必须维持北方边境的平静。”

1939年8月30日，奉载仁亲王之命，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亲赴长春，对关东军首脑进行说服工作。

去了一看，关东军还是强硬派的天下。植田正磨刀呢，而磨刀的理由也很充分：小松原、联队军旗，甚至那些遗弃在战场上的尸体。

植田说，他将在哈拉哈河结冰前的两个月中，再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真正的作战”，中间可以保证不渡河，只在河东作战。

植田声称，在这次作战中他将推出全新战术，此战术跟朱可夫的“夜退昼攻”调了个个儿，是“夜间进攻，白天固守”，而且每次夜间向前推进都不超过五百米，然后挖掘阵地进行固守。

这基本就是从前夜袭战的一个演化版，“夜间进攻”是没问题，关键是白天能守得住吗？因为中岛听来听去，植田用于固守的方法还是战壕和肉弹两种。

植田倒也干脆：你是说可能守不住对吧，派兵啊，让参谋本部派更多的兵来支援。

中岛是个没多少主心骨的人，给植田这么一撺掇就动了心。双方预定在9月10日发动总攻。

就在中岛即将返回国内时，当天前线传来消息。朱可夫突然在“森林地带”网开一面，放了小松原及第二十三师团残部一马。松本记述，当他们从“森林地带”撤出时，已经处于半生半死的状态，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周围的苏军坦克只是远远监视，并没有乘机上来进行截杀或追击。

诺蒙坎停火交涉现场。苏军的进退自如，表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始终掌控着整个战役的主动权。

1939年9月1日，苏军到达苏联和外蒙古所主张的边界线后，便不再往前推进，其做法与张鼓峰事件时如出一辙，即只要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一块，就不会超出范围。

如果苏军这时要全歼第二十三师团，乃至乘胜追到海拉尔，都易如反掌。显然，朱可夫在最后时刻为谈判留足了余地。

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经历了前后两次大战役，连他也不得不对苏联的这种铁腕表示叹服：“关东军制定了‘我不犯人，也不准人犯我’的原则，可是关东军又做不到，倒是苏军做到了。”

按照稻田的分析，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确有效率，即便作为敌人，也得承认其中有可取之处。

苏军不再发动新攻势，与欧洲方面局势的变化亦有关联。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按照“史上最荒唐婚姻”的相关协约，苏联也准备前去分上一杯羹，诺蒙坎已不再是斯大林关注的重点。

所有这些消息，都足以让中岛完全改变态度。回到东京后，他便把植田等人如何抗命不遵，拒不停战的表现，给载仁描述了一番。载仁听后大为震惊，于是再次派中岛前去长春，严令关东军必须在9月4日以前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