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打洛之二（第2/6页）

傅宗良团长被撤职的命令发于何时，王楚英没有交代。但我手中有一封廖耀湘写给傅宗良的信，内容如下：

宗良我兄青鉴：迭获捷讯，感奋全军，方期迅奏扫荡打洛成功，乃史迪威将军来，气度狭小，听信谗言，坚令立即将兄另调。气恨莫名，本拟决裂玉碎，又以全师整个前途攸关，强自抑压，故特派副师长亲自前来，当面商讨一切。军长昨日来列即回重庆。弟必将史历次决心变更行动等笔证，命令指挥不遵系统，与我决心处置实施经过、战果等情呈报军长转呈委座。希兄暂回部一转，面谒军长，部队指挥暂交罗副团长负责，预令争气速清扫残敌完成任务为（要）。兄所述美方进谗言之克伦，弟亦已要求撤回。兄荣誉职位有弟及军长尽全力作主，不必受刺太烈。在此意外拂逆之时，应心平气和，立定奋斗至最后一分钟之志向，亦不可以诿气也。现由副师长面达，南望浴血战斗之全团官兵，不禁为之潸然泪下矣。手此敬上。顺颂勋祺。耀湘手书元月二十日夜

从签署日期来看，这封信写于1月20日，可见在百贼河之战前，傅已经被免职。廖耀湘在信中对傅表达了强烈的支持与对美方的不满，颇能体现这位绰号“湖南骡子”的将军的性格。这段文字，笔迹遒劲但多处有漏字补充，可见廖耀湘写信的时候情绪颇为激动。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没有标点符号，可算当时中国文书的一个特色了。文中所提“军长”即为新一军军长郑洞国，当时在军中并没有实权但深孚众望，此时正即将飞往重庆述职。孙立人曾说自己一生最敬重的长官有两位，一为宋子文，一为郑洞国。廖耀湘的信中，也表现出了前线部队对这位军长的信赖。文中提到的副师长，即当时的新22师副师长李涛，这封信就是廖耀湘手书，交李涛带给傅宗良的。

王楚英回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此前，廖耀湘也收到了傅宗良改变进军路线及其自订作战计划全文，他心中是赞成傅宗良的计划而不支持史迪威原计划的。且认为蒋介石要将傅宗良撤职查办的电令也下得过早，必须等65团攻取打洛的作战行动成败而后定。他便立即给蒋介石复电：傅宗良改变史迪威将军令该团进攻打洛的进军路线，事先已得到我的允许，责任应由我负，尚应视该团作战结果而定是非。他还向史迪威报告说，傅宗良的行为得到了他的允可，现派李涛副师长亲往傅团督战。此外，廖耀湘另给傅宗良写信，交待在李涛督促下仍按傅宗良的计划行动。”

不过，王楚英可能没有看到廖耀湘给傅宗良的信，所以并不知道廖曾建议傅宗良首先回到师部与郑洞国军长沟通，这显然对傅保住职位非常重要。然而傅宗良并没有从命，仍然在前线指挥战斗，直到打完百贼河之战后才返回师部。

远征军驻印部队副总指挥兼新一军军长郑洞国，他是中方将领中握尚方宝剑的的主心骨。

这可能就是职业军人与“懂官场”的军人之区别吧。

廖耀湘给傅宗良的信

对这个时候回到师部的傅宗良，廖耀湘组织了夹道欢迎，让这位满身战尘的团长怨气全消。不过，估计廖耀湘私下也会有些哭笑不得：正月十五拜门神，军长都走了好几天了，你还回来干吗？

而这个时候，史迪威却坐着橡皮船亲自到第65团前线考察去了。

史迪威到前线考察，是王楚英的建议。26日，史迪威乘橡皮筏，只带了不到十名随员和卫兵到达百贼河前线，指挥随员查点日军的尸体数目和俘虏的武器数量。见第65团报的数字与查验结果相符，史迪威当即对来迎接的李涛等人说：“你们这一仗打得很好，我要为你们请功。傅宗良上校的功劳最大，我要为他请勋，并报请蒋委员长撤销对他的处分。”王楚英回忆史迪威在百贼河前线见到了傅宗良，这是不确切的，估计是年代久远引起的误记。因为前一天傅已经离开所部了，直到打洛之战，第65团的指挥官都是副团长罗英。

回到新22师师部，得知傅宗良在这里“等待处分”，史迪威立即召见，坦诚地对傅说：“我很抱歉，我当初还以为你畏敌而抗命。”因此给傅宗良的处分，自然随后撤销。

傅宗良撤职事件引发的中美矛盾，在史迪威亲赴前线考察后烟消云散。这件事虽然耽搁了歼灭日军第三大队的时间，但是对中美双方在远征军的合作与相互信赖有极大的促进。史迪威其人，虽然缺乏温情却是个光明磊落的老军人，知错认错，毫不犹豫，在中国官兵中受到普遍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