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8/15页）

除了古尔、亚当和佩拉德留了下来，几乎所有的军官都离开了国防部长的办公室。现在，古尔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计划太冒险，更重要的是，它不切实际，因为缺乏最基本的情报资料。8他还对突击任务能够在最后通牒到期之前顺利完成表示怀疑。“伊库提当时打断了他的话，”佩雷斯后来写道，“建议我们开始做详细的计划，组织兵力投入训练，并且开展实地演习。假如行动计划在任何时间被取消，也不会造成既定的损失。没有人对此表示反对。”2

而在国防部长的办公室以外，依库提·亚当命令相关的军官要马不停蹄地投入行动的计划和准备工作，而现在没有时间来征求正常的许可和批准。他告诉军官们，他们应该勇往直前，除非有明确的命令要求停止计划。9亚当又一次表达了对局势的紧迫感，这是他最近两天努力促成军事行动的一贯做派。从星期二古尔吩咐他研究行动的可行性开始，亚当对采取军事行动的渴望就没有减少过。“对行动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是伊库提，”塔姆里上校说。“尽管阻力重重，但他一直都在努力寻找解决方案。毫无疑问，他就是那个驱动者。”

下午5:00，拉宾总理在办公室与佩雷斯、古尔、军方情报机构摩萨德的首脑施洛莫·格茨等人进行磋商。古尔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目前构想出的计划不切实际，因此不能核准该计划。正如事后有人这样描述：“这个任务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10

然而，拉宾指出，要继续努力寻求军事解决方案。“给一些我们可以执行的东西，”总理这样说。10自从他的内阁决定向恐怖分子有条件地妥协之后，才只过了几个小时。为了展开谈判，法国要充当调停人。拉宾已经委派他的反恐顾问拉赫夫·泽维赶往巴黎。在这场危机持续的过程中，拉宾的工作同时在两条阵线展开：态度诚恳地展开谈判和准备武力解救人质。拉宾坚持认为，如果救援有实际的可能，并且预期的伤亡人数可以接受，那就再好不过了。否则的话，他也别无选择，只有释放被关押的恐怖分子以换取人质。这位所有犹太人乃至全体国民的精神领袖，并不囿于治国方略的条条框框。拉宾认真聆听那些前来拜访他的人质亲属的意见，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牺牲他们所爱的亲人。但是，他也知道，他的决定将意味着以色列“不向恐怖主义屈服”的政策的瓦解。这个政策耗费数年才得以确立，多少无辜的生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约尼在下午到达凯垭，听取了军事行动指挥部对事情进展的简短说明。“他的军装上依然布满了尘土，”恩巴少校回忆说，“很显然，他刚刚在战地度过了几个晚上才赶回来。我记得，他非常地疲惫。”(4)约尼和穆吉会面，穆吉把当时收集到的情报和提出的各种建议向他做了简要汇报。然后，约尼就返回了侦察营的总部基地发布命令，要求一些军官和士兵从训练和休假中返回基地。他仍然不知道这次任务需要多少兵力，但是他要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

后来，约尼驾车到了伞兵大本营——这是一个位于特拉维夫城外的拉马干市的伞兵俱乐部。晚上8:00，肖姆龙将在那里召开一个有各个部门的指挥官参与的情况通报会。与约尼同去的，有他的情报官阿维，还有他的两个高层行政官：一个是参谋官约哈伊·布瑞纳，一个是营运官拉米·谢尔曼。由肖姆龙指挥的两支队伍也被征召到会议现场，一个是戈兰尼步兵旅，一个是伞兵特战队。但并不是所有人员都到场了，所以约尼和队友抵达的时候，他们还是占到了出席人员的多数。

步兵和伞兵指挥部的情报官布赖恩中校是第一个发言的人。指着一副机场示意图，他告诉在座的军官：“人质和恐怖分子大致在这里，但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方位或者说大楼里面发生的情况。”

“对于这些我没有太多要说明的，”布赖恩记得。“我只知道，外面有乌干达军队，也许是两个营队，大约1000名士兵。但是，我对他们与恐怖分子的合作程度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人质的具体方位，或者怎样才能接近他们。”

第二个发言的肖姆龙陈述了行动的思想：以色列国防军将派遣地面部队乘坐大力神运输机登陆恩德培机场并解救人质，然后将他们一起带回以色列。虽然肖姆龙也许没有说得非常明确，但真正的战斗很显然将会在旧航站楼展开，那里分布着乌干达军队和恐怖分子。

随后，肖姆龙对各个部队的角色做了一个分工。“我们接到命令：侦察营的任务是攻克旧航站楼。当然，也会有其他部队来保护飞机……以及确保新航站楼的安全……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旧航站楼展开突击，救出人质，然后把他们带到飞机上。”阿维回忆说。侦察营执行任务的区域，是位于机场西边部位的一幢孤立建筑，它与乌干达空军使用的军事基地毗邻。这样，伞兵特战队和戈兰尼步兵旅将占领位于机场西边的新航站楼和控制塔，保护用来撤离人质的飞机，并担任后备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