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催化剂（第5/7页）

“你没事吧，同志？”

“我的背。”驾驶员喘息着。

神箭手已经走开了。在这一天夜里他已体验了安拉够多的恩宠。这二人导弹组扔下空发射筒，去追赶撤退中的游击队，苏军如果前来追赶，还可能捉住他们。可事实上，苏军指挥官让士兵们呆在原地不动，那唯一幸存的直升飞机则满足于在营房上空作圆圈飞行。半小时后，他听说队长牺牲了。天亮会使苏联飞机在开阔地带咬住他们，游击队必须迅速进入岩石区。但还有一件事情要做。神箭手带着阿卜杜尔和三个人去寻找他打下的那架运输机，“毒刺”导弹的代价，就是要在击落的飞机上查出中央情报局可能感兴趣的那些“零件”。

费利托夫上校写完了他的日记。正如邦达连科指出的，他对技术资料的知识远远超过了人们从他的学业证书上看到的东西。在国防部高层中工作四十多年之后，米沙自学了许多技术领域的东西，从防毒衣到通讯密码机，到……激光。这就是说，他虽不能如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了解理论，但也能描述在运转中的设备，跟组装它的工程师差不多。他花了四个小时将它全部意译在日记里。这份材料必须送出去。它所含的意义太可怕了。

一个战略防御系统的问题仅仅在于：没有什么武器本身自然而然是“进攻的”或“防御的”。任何武器的性质，就象任何女人的美一样，是存在于旁观者的眼里（或存在于它被指定的使用方向里），在整个历史上，战争的成功决定于进攻因素和防守因素的适当平衡。

米沙心想，苏联的核战略，比西方的要有道理得多。俄国战略家并不认为核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受的教育更具实用主义：这个问题虽然复杂，确有解决办法——解决虽不完美，但他们同许多西方思想家不一样，他们承认大家生活着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完美的。自从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招募他的人——奥列格·彭可夫斯基上校，便是在这次事件中死去的）之后，苏联战略的基础简单说就一句话：“限制损失。”问题不在于用核武器消灭敌人，使用核武器的更大问题是，不要消灭得那么多，以至于“结束战争”时找不到谈判对象。占据苏联人头脑的问题是要阻止敌方核武器毁灭苏联。在两次大战中各死亡二千万人，苏联人饱尝国破家亡的痛苦，再也不要战争了。

这项工作不容易，但它在政治上及技术上同样有必要。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历史是一个过程：不是已往事件的聚集，而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科学表现：它将——一定——使人类的集体认识达到一个顶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人类社会的理想形式。因而一个献身的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他的事业最后必将占支配地位，跟基督教、犹太教和回教相信死后归天国一样确信无疑。正如历史上的宗教团体非常愿意用火和刀去传布他们的福音一样，马克思主义者的职责就是要尽快地把他们的幻想变为现实。

当然，困难在于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共产主义的“教义”把这种情况解释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其它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他们的反抗是预料中的事——但他们的战术不能预料。象一个赌徒事先安排好了他的赌局一样，共产党人“知道”他们会赢，但在情况还隐晦不清的时刻，也跟赌徒一样不情愿地承认运气——或者更科学地说，偶然的机遇——能改变他们的神机妙算。西方民主思想缺少合适的科学外衣，也缺少共同的特质，因而使它们难以预料。

这正是为什么东方害怕西方的最主要原因。自从列宁接管了俄国并改名苏联之后，政府投下数以亿计地钱在西方搞特务活动。跟所有情报机构一样，它们主要目的就是预测西方会怎样做和能做些什么。

但是，尽管有无数战术上的胜利，根本问题仍然未变：苏联政府一再严重误解由方的行动和动机。在核时代，西方核武器库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大威胁，抵销这武器库是苏联军方的主要任务。但和西方不一样，苏联人不认为防止它的使用就是防止战争。由于苏联人认为西方在政治上难以预料，他们觉得不能依靠威慑。他们需要有这样的能力，当危机的威胁超过了光是打嘴仗的时候，能消灭西方核武器库，至少是削弱它，让它降低几级。

他们的核武器库便是推确地按照头脑里的这个任务而设计的。毁灭城市和它的千百万居民已是轻而易举。毁灭他们国家拥有的导弹还很不易。毁灭美国导弹曾意味着研制几代象SS－18那种高度准确的，也是耗资巨大的火箭，它们唯一的任务就是要把美国的民兵式导弹中队以及潜艇和轰炸机基地化为一片赤热的灰烬。除了后者这种基地都远离人口集中的地方，因而，解除西方武装的一次打击就可以轻易得手，而不必进行世界性的大屠杀。同时，美国还没有足够真正准确的弹头，针对苏联导弹力量形成相同的威胁。这么一来，俄国人潜在的“反击力量”——那种对准武器而不是对准人——上就占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