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康熙阴暗面：盛世之下，干净东西真不多（第5/8页）

他多次训谕自己的儿子们，“我们这些上等人，要时时训诫，防止沾染汉族习俗。历史上，金、元时代，渐渐汉化，竟变得像汉人一样，我对此深深警鉴，并屡屡告诫你们，这实在是我朝最首要的事务。对此，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庭训格言》第95、52页）对满族大臣，他说得十分坦率：“为国家长治久安考虑，满洲人决不可学汉人”，“文臣中许多人希望我学习汉族习俗。汉族文化有什么难学的？一入汉俗，便大违祖宗明训，我誓死都不会去做”，“我身边的这些儿子，若有人沾染汉族习俗的话，我决不会饶过他，有祖宗成法在，就是想姑息也难”。（《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639页）

在这种心态之下，他的确只会推行孔孟之道，来维护他一家一族的利益，而不会为这个国家民族的长远考虑，去提倡什么科学。

对于汉族士大夫，他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可能也有不小的差距。其中，有多少宽容仁慈的成分，实在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疑问。康熙十八年，他曾经痛骂汉族官员：“大小汉官凡事推诿，满族官员做的好事，他们都要归功于自己，事情搞砸了，就推给别人。满汉官员在一起谈论事情，往往不能和衷共济。汉官总说满官偏执，若汉官真能出以公心，满官岂有不从之理。”（王先谦《东华录》卷二十四，康熙十八年八月）

最能表达他真实体会的，应该是康熙五十五年八月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发生在康熙与他的子孙之间，因此特别坦率。当时，康熙已经六十三岁，他告诫自己的子孙：“汉人人心不齐，不像我们满人、蒙古人那样数千万人一心一意。我治理这个国家多年，深知汉人之所以难治，都是因为他们不能齐心的缘故。国家太平的日子久了，你们一定要居安思危。”（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五十五年八月）

皇太极时代，文臣在内廷办公的地方称为“书房”。康熙皇帝亲政后读书的地方，叫“南书房”，位置在乾清门内西侧的朝房里。康熙皇帝先后选拔了一大批文臣入值南书房。表面上，这里只是皇帝读书写字、讨论经史的地方，实际上，有着很深的政治考虑。

当时，诸王贝勒推举皇位继承人的制度已经在事实上废止，而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还在发挥作用，在许多国家事务的决策上，对皇帝仍然具有钳制作用，这可能使康熙皇帝很不爽。于是，当这些文臣入值南书房之后，便成了他事实上的机要秘书班底。许多重大决策就是在这里，通过皇帝直接下发诏旨的方式，避开了王公大臣议政制度的牵制，使皇帝逐渐向独操权柄方向靠近。而那些心有灵犀的文臣，也兢兢业业地帮助皇帝暗度陈仓。他们得到的回报，则是陆续被皇帝提拔为部院甚至内阁重臣，致使入值南书房，成为当时汉族士大夫最高的政治追求与梦想。

最后，南书房终于过渡为雍正朝及其后来的军机处，并最终使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在事实上被废止。就此，大清朝终于蜕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极权专制政体。这些，都是在康熙皇帝仁慈宽厚的政治秀中，逐步实现的。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十月，在康熙皇帝指导下，发生了恶名昭著的大文字狱——戴名世的《南山集》案。

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少年时代就以才识过人而闻名乡里。康熙亲政后，戴名世只是个秀才，曾经被破格任命为知县，他没有接受，自己卖文为生。他为人坦诚，说话直率，一些道貌岸然的大人物有点儿怕他那张嘴，也就自然有些恨他。康熙四十八年，已经五十七岁的戴名世参加会试，结果一举考中第一名，并在殿试中仅次于状元，成为当年的探花郎。于是，进入翰林院，授职编修。

戴名世进入官场之后，不改书生本色，仍然不大会看人脸色，实话实说，出语惊人。当时，老先生已经快要六十岁了，一辈子就这样过来的，实在是要改也难。结果，他成了官场上特别不受欢迎的另类。偏偏此人名气太大，寻常拿他没什么好办法。于是，大家便“力挤之”，希望把这个不受欢迎的同事挤出朝廷，让他回家玩儿去。

这些人找来找去，最后终于找到了戴名世政治上反动的证据——

三十年前，戴名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主要是记录几个南明政权垮台的历史。既然是写这一段历史，他自然就使用了那些政权的年号。结果，被这些小人翻腾出来，指控他妄图否定大清朝的正统地位。这戴名世生在清朝，长在清朝，考的是清朝的官职，他的文章里，只是意图写出那些南明政权，是如何由于“乱贼误国”而导致垮台的史实，希望以此警示后人，的确看不出反清复明的意思。他自己也万万没有想到，生在盛世，居然要为三十年前的一篇文章获罪。他更加没有想到，仁慈宽厚的康熙皇帝竟然会为没影的事儿而雷霆震怒，把他视为禽兽不如的乱臣贼子，下令要彻查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