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后金克星袁崇焕（第4/8页）

到此，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头。

那位前来慰问的太监，还在魏忠贤那儿领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向孙承宗转达魏忠贤的致意，看看双方是不是能够亲密携手、共同发展。孙承宗威望太高，魏忠贤需要这样的合作伙伴。谁知，满腔热情的太监到来后，孙承宗除了接受皇帝的诏书和赏赐之外，一言不发，使这位肩负特殊使命的太监，根本就没有机会向孙承宗推心置腹。魏忠贤由此知道，孙承宗这个人看来是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此时，魏忠贤在帝国朝堂之上大展拳脚，朝局风生水起，和几年前孙承宗离开北京赴任之时已经截然两样——晚明时节著名的“六君子案”已经结束，六个名气极大的正人君子全部无声无息地冤死在魏忠贤手下；熊廷弼也被杀死，那死不瞑目的头颅正在帝国万里边境线上巡回示众，当时的术语叫作“传首九边”；而同样著名的“七君子案”则正在酝酿之中，没有人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孙承宗郁闷到了极点。作为皇帝的老师，孙承宗很清楚，这位皇帝并不坏，还时时会让人觉得他很单纯，甚至单纯得可爱。可是，如果一个风雨飘摇中的大国领袖如此单纯，如此整日陶醉在木匠作坊里，任由魏忠贤之流摆布，也真是令人为之气结。孙承宗知道，自己如果为此给皇帝写信，可能根本就到不了皇帝手上，于是，决定借巡视蓟州、昌平防务的机会，以为皇帝祝寿的名义，返回北京，当面向皇帝奏报机宜，扭转时局。

孙承宗手握重权重兵，威望崇高，而且还是皇帝的老师，魏忠贤深切忌惮甚至恐惧孙承宗返回京城。于是他向皇帝报告说，孙承宗拥兵自重，打算带重兵入朝清君侧。天启皇帝起初根本不信，无奈魏忠贤绕御床哭诉再三，不由得皇帝不为其所动。最后，皇帝叹口气，下令内阁拟旨，旨曰：“没有皇帝命令擅自离开特命职守，非祖宗之法，违反者决不宽恕！”然后，连夜开紫禁城禁门召来兵部尚书，以三道飞骑前往孙承宗处传旨。据说，孙承宗当时只带了一个助手、一个警卫员、一个仆人，一行四人已经到了北京附近，接到皇帝圣旨后，遂长太息而返。

至此风云变幻之际，另外一个因素肯定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个因素就是努尔哈赤。

研究明清战争史的学者曾经注意到，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军事才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他们特别善于发动谣言战、心理战和间谍战，为此，不惜花费巨资派遣特工、收买间谍，形成了一支效率极高、作用特大的特别部队。这支部队的工作任务大体是：收集情报，接近并收买帝国权贵、太监和各级各类官员，制造与传播各种谣言，动摇人心意志，策反，战时内应等等。仔细翻检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对明作战的战例，从中可以看到许多上述方面极为成功的运作。

此时，针对孙承宗，后金汗国派至北京的特别部队工作人员的工作任务是：

告诉各种官员，孙承宗信任的某将领冒领了多少兵饷、经略本人贪污了军费若干，从而有效增加了孙承宗领取军费时的困难。

告诉太监们，孙承宗如何痛恨厂臣魏忠贤，预备率兵回京实行兵谏以清君侧。

同时，利用军人亲属的家书，向孙承宗所部将士传播魏忠贤窃权误国、欺蒙皇帝、玩弄大臣、克扣军饷、贪暴残民等等事实，用以制造前线将士对后方中央政府的疑虑和不满。

在魏忠贤说服皇帝禁止孙承宗入京之后，京城中广泛流传的消息则是：孙承宗率领的部队实际人数只有五万人，而领取军饷的士兵名额是十二万人，一大半军饷被孙承宗及其亲信们集体贪污了。

另外一则消息与此密切相关：孙承宗之所以要到山海关外去，进军锦州、大凌河等处，是因为害怕朝廷派人清点部队人数；关外土地并不值得守，努尔哈赤根本就没想要那些地盘儿，孙承宗故意到努尔哈赤鼻子底下挑衅，是为了激怒努尔哈赤，挑起战争，以便大量虚报伤亡数字，弥补贪污之空缺。

最后一则消息最骇人听闻：孙承宗最为信任的一个将领打了一场败仗，实际上根本就是一个陷阱，是为了残害异己将士、虚报伤亡数字、掩盖贪冒军饷而故意所为，云云。于是，帝国言官——监察官员们真真假假地群情激愤，排炮般弹劾孙承宗。当年十月，帝国辽东前线的最高统帅、经略辽东近四年、令努尔哈赤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孙承宗，终于经受不住来自朝中同事们的猛烈抨击，被中央政府三下诏令召回北京听候处分。据说，弹劾孙承宗的各级各类官员达数十人之多，孙承宗遂挂冠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