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6/18页）

然而在叶名琛奏折的迷惑下，咸丰皇帝并不知道当时广州已经是个不设防城市，当英法联军到达广州城下时，叶名琛也没有表现出奏折中写的那样的信誓旦旦，他命令部下不准出战，并对附近的团练进行消息封锁。英军贴出告示说二十四个时辰之内，清政府如再给不出修约答复,就立即对广州城展开进攻。

有地方绅士自告奋勇，愿意自备粮饷军械与英军作战，一连请愿十多次，叶名琛就是不见，也不允许身边的人谈论洋人们的事情。当时正值叶名琛大寿之际，据史料记载：

合城文武，尚往督署祝寿，叶名琛谓不必惊慌，仙乩云：“十五日后便无事。”叶相于城北建长春仙馆，穷极侈丽，内供奉吕纯阳（吕洞宾）、李太白（李白）二仙，一切军务，皆取决于神仙，所谓将亡听于神者也。

身为一名封疆大吏，叶名琛居然将军务事宜寄托在神灵身上，清政府在广州战事逐渐陷入不利境地也就不足为奇。当然神灵们没能保佑叶名琛，原因就在于无论他如何虔诚，都必须面对英法联军的洋枪洋炮。

十一月十三日（12月28日），英法联军三十二艘军舰一齐开炮，连续轰击广州城达七十二小时之久，五千六百余名士兵进攻广州，守将穆克德讷和广东巡抚柏贵因为叶名琛的命令，根本没有进行战前准备，只得竖起白旗投降。而叶名琛面对英法联军的猛烈进攻，吓得躲进总督衙门后花园的八角亭里，结果被英军士兵俘虏后，流放至印度加尔各答，最终死在了那里。

咸丰皇帝得知广州失守后，立即将叶名琛革职，那时他还不知道叶名琛已经永远不可能再回来。他任命黄宗汉为两广总督，接任钦差大臣关防，在黄宗汉没有到达广州之前，暂时由柏贵代理。

直到广州失守后，咸丰皇帝才意识到原来叶名琛只是在忽悠自己，同时也对自己不能知人善任而造成广州失守追悔莫及。因此他谕令柏贵在代理期间，一定要重整军心，使之同仇敌忾，将英法联军逐出广州。

但是咸丰皇帝或许没想到，他任用柏贵来纠正任用叶名琛的错误，实际是用一个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他并不知道柏贵早已向洋人竖起白旗投降。当然他更想不到在此后四年的时间里，穆克德讷、柏贵等一群拿着大清帝国俸禄的高官们，居然在广州充当了洋人们的伪政权傀儡。

3. 大沽口之战

英法联军虽然攻占了广州，但还没达到他们最初要求修约的目的，因此这场战争不可能停止。四国公使在香港继续策划领军北上，尽快迫使清政府同意修约。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咸丰八年（1858）正月，四国公使派人到苏州会见江苏巡抚赵德辙，并向其递交照会，再次提出“公使驻京、增开口岸、内地旅游、改订关税、赔偿军费”等修约要求。值得一提的是，俄国公使还提出割让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以东地区的要求。四国公使限定清政府在二月底之前必须派出全权代表赴上海谈判，如不答应立即北上攻取天津。

本来广州失陷后，咸丰皇帝应该能够把握住列强们的心思，但是接到赵德辙的奏报后，他却认为列强们不过是虚张声势，能多占点大清帝国的便宜就会多占点，占领广州已经达到了他们的心理预期，所以他拒绝派代表赴上海谈判。

咸丰皇帝当时将与四国交涉的问题，分别交给何桂清和奕山。何桂清负责英、美、法三国；奕山负责俄国。可是交涉的结果是四国拒绝让步，咸丰皇帝逐渐意识到四国用兵的动机并不是那么简单，于是在二月七日（3月21日）才谕令直隶总督谭廷襄增强对天津的防务力量。如果洋人船只到达天津，一定要禁止沿海居民接济食物和私通贸易，使其不能久留。谭廷襄接到谕令后仓促布防，在大沽口炮台增兵八千余人。

由于清政府和四国的根本利益不同，导致上海的交涉毫无结果，俄国和美国公使极力鼓动英法联军北上天津，于是咸丰八年三月七日（1858年4月20日），四国公使率领二十余艘军舰，陆续到达白河口外，三月十一日（4月24日）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派全权大臣前来会谈。

咸丰皇帝最终还是没能阻止洋人的脚步。得知四国公使已经带兵到达白河口后，他依旧不愿意将事态升级。可是洋人们咄咄逼人的架势，让咸丰皇帝知道，如果满足不了洋人们的条件，这些黄头发的“蛮夷”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他决定采取“用俄通美，以制英法”的策略，把希望寄托在美俄公使的调停上。

咸丰皇帝的这种做法，等于将军事防务准备放在了次要位置，结果证明咸丰皇帝的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等到四月八日（5月20日）上午八时，四国公使发出最后通牒，限令清军两个小时内交出大沽口炮台，咸丰皇帝再做战前准备为时已晚，因为两个小时后英法联军真的对大沽口炮台展开了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