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艰难之开端（第6/16页）

咸丰二年十二月四日（1853年1月12日），随着重炮的轰隆声，武昌的文昌门被太平军轰塌。太平军成功占领武昌，清军纷纷溃退，湖北巡抚常大淳自杀。徐广缙明知道情况紧急，但依旧畏惧不前，以防止太平军回走为名，驻扎在岳州不动。

当时，安徽巡抚蒋文庆上书弹劾徐广缙。咸丰皇帝将所有的火气全都撒在了徐广缙身上，下令将其革职查办，并抄没其家，以向荣为钦差大臣，专办军务。至此，咸丰皇帝为了镇压太平军而四易主帅。从向荣的被革职至被起用的过程，可以看出咸丰皇帝当时也是手足无措、六神无主。

太平军成功占领武昌，意味着再往前一步就可以越过长江，因此没能在广西剿灭太平军的咸丰皇帝，继续调兵遣将，无论如何也要将太平军拦截在长江以南。为此，他命令云贵总督罗绕典率军驻防荆襄地区，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做好安徽、江苏地区的防务工作，以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驻防湖北、河南。咸丰皇帝希望通过战区式的备战，让上述地区尽快做好抵抗太平军的准备。然而事实却是，这种安排虽然让大片区域参与到防守太平军的任务中来，但除了向荣一路稍显兵强马壮之外，其他地区由于覆盖面过广，致使不能做到兵力集中，全都是势单力孤。

反观太平军，从广西出来之后，一直没有分兵作战，这也使得他们能够始终集中优势兵力。除了在征战中损失了“拜上帝会”的创始人南王冯云山，以及围攻长沙不克时损失了西王萧朝贵，可以说太平军所到之处无坚不摧。现在他们到了武汉，前方就是长江，过江之后该去往何方，是洪秀全等领导核心需要决定的事情。

在太平军停留在武昌的一个多月里，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核心针对未来该往何处去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也经过了不少争论。当时大致分为两种意见，一种是直取北京，另一种是攻占南京作为都城。

如果抛开太平军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两种意见都有道理，直取北京属于速战速决，攻取南京则是意图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属于稳扎稳打。但是太平军自广西金田起义以来，一路向北已经两年有余，还没有稳固的根据地，而且粮草补给始终是个大问题，如果渡过长江继续一路向北，会越来越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而南京所在的长江一带，是当时物产最为富饶的地区，对于太平军这样没有稳固根据地的起义军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不仅粮草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供应，还可以以此为根据地做到进可攻退可守，这就是当时洪秀全所定下的“专意金陵”之策。

当然，洪秀全等人决定攻占南京，除了具有战略考虑之外，南京地区的繁华与那里的脂粉，也是这些从山沟里出来的农民向往的。人都有惰性，后来的事实证明，惰性在太平军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或许是他们“革命不彻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说永安建制暴露了洪秀全等人的信仰问题的话，那么在武昌定下的“专意金陵”之策，至少让人怀疑他们“革命”的初衷，搞不清楚他们究竟是革命者，还是仅仅因为不满社会利益分配就揭竿而起的暴动者。

咸丰三年正月二日（1853年2月9日），天王洪秀全决定放弃武昌沿长江东进。太平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破湖北清军的防线，打败陆建瀛在“鄂东咽喉”武穴镇南布置的江防军，成功占领九江后，又攻下安庆，击毙安徽巡抚蒋文庆，于正月二十八日（3月7日）攻下和州，进而兵临南京城下。

当时的两江总督陆建瀛龟缩在城内不敢出战，整天只知道求卦问卜，不做任何防御准备。咸丰皇帝将陆建瀛革职查办，以江宁将军祥厚为钦差大臣。二月十日（3月19日），咸丰皇帝得到一个让他差点昏厥的消息：镇守镇江的江苏巡抚杨文定，看到来势汹汹、兵众绵延十余里的太平军后，吓得逃往苏州，太平军攻破南京城，斩杀陆建瀛、祥厚等人，全歼驻防南京的旗兵，将南京改称天京，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都。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意味着其成立了南方政府，与大清帝国的首都北京，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大清帝国建立二百多年来，还没有任何一股势力如此嚣张，居然能够称王建国，公开与大清帝国争夺江山，这实在让咸丰皇帝无法接受。

如今太平天国已然成势，大清帝国由于官员的无能，既没能在广西将其剿灭，也没能在长江将其截住，现在他们到了南京，在咸丰皇帝看来，他们是不会停止脚步的。因此他重新任命官员，以怡良为两江总督，调托明阿为江宁将军，许乃钊暂署江苏巡抚。同时他也启动追责程序，下令将此前畏怯不战的赛尚阿斩首，徐广缙定为“斩监候”之罪。在咸丰皇帝看来，先前剿灭太平天国的失败，都是这些无能的大臣造成的，当然他也不会真正明白，洪秀全等一干山沟里的农民会将脑袋绑在裤腰带上“闹革命”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