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悲愤中挣扎（第5/15页）

姚莹当时将这些俘虏以及被救人员全部交给了该下属，对方对此也表示万分感谢，请姚莹到他的船上做客，并悬挂百面彩旗、燃放礼炮表示欢迎。双方最终在一片和谐的氛围中彼此告别。

按说这件事至此可以告一段落，中英双方处理得都十分得当。然而当下属回去汇报详细情况时，璞鼎查对清政府正法英军俘虏提出了异议，认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俘虏，而是遭遇风浪被迫在台湾停船的英国商人，于是要求清政府将台湾镇道达洪阿、姚莹二人治罪，并向死难者家属赔偿抚恤金。

最先接到璞鼎查这一要求的，是求和派代表耆英。为了尽快息事宁人，他上奏道光皇帝说达洪阿、姚莹为了争夺功劳而故意生事，破坏战后刚刚达成的中英合约，希望朝廷能够予以严惩。道光皇帝命令怡良奔赴台湾进行调查。怡良本身也是求和派，因此到台湾后根本就没认真调查，便按照耆英的说法上奏，也诬陷达洪阿、姚莹是故意生事，希望朝廷能够法办。

璞鼎查之所以利用俘虏事件故意挑起事端，原因就在于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在能够踏及的所有中国领土上都打了胜仗，唯独在台湾没有占到便宜，反而是损兵折将，因此璞鼎查的心中有一个解不开的结。

事实上，从道光二十年（1840）至二十二年（1842），英军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台湾的侵占行为。英军之所以对台湾如此“垂爱”，原因不仅在于可以掠夺其丰富的资源物产，而且台湾地处冲要，是英军打开中国大门甚至东南亚地区大门的战略要地。不过英军侵占台湾的想法一直未能得逞，而签订《南京条约》时，英国人也没有从中获得台湾的权益，因此综合多种因素，璞鼎查总想找机会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现在俘虏问题正好给了他一个借口，因此他立即将俘虏事件进行夸大，试图将其提升为中英之间国家层面的矛盾。

璞鼎查的说法，明白人一听就知道是一种狡辩，根本不值一驳，可是当时求和派的官员们为了稳定中英刚刚签署条约后的“和平局面”，便附和璞鼎查的说辞以推波助澜。还有别有用心的，例如当时江苏主管财政的部分官员，忌妒台湾方面在鸦片战争期间的出色表现，也跟着一起附和；而福建厦门的一些武将，鉴于自己在战争期间有失水准的表现，与台湾方面相比相形见绌，也跟着一起制造谣言，恨不得立刻将达洪阿和姚莹拉下马。

这些官员跟着一起制造舆论，正好可以让耆英利用。于是耆英经过整合，决定用已故的福建总督苏廷玉和提督李廷钰二人互相来往的家信，来弹劾达洪阿和姚莹的“冒功”之罪。道光皇帝得到弹劾奏状后，让身在台湾的怡良务必认真调查。可是怡良本身就倾向于将达洪阿和姚莹治罪，虽然他明知这两个人是“无功可冒”的，但他必须找出这两个人的“罪证”，以在皇帝陛下面前证明自己所言非虚，现在耆英的证据正好可以说明这一切。于是怡良上奏说耆英的证据完全可以说明一切，没等道光皇帝回复，怡良便将达洪阿和姚莹押解进京。

台湾地区两个最高的军政长官被拿下后，当地的军民愤愤不平，自发组织起来前往怡良的官署为两个人进行申辩。然而这种行为并没有得到怡良的重视，反而遭到这位钦差大臣的训斥。这个案子过去七年后，当时的著名学者夏燮在《中西纪事》中评论说：

台湾之狱，外者耆相主之，内者穆相主之，怡制使之查办此案，竟以“莫须有”三字定谳,固由忮功,亦奉政府枋臣指授也。

总结起来一句话，那就是达洪阿和姚莹并没有办错事，而是站错了队。因为两个人都不是求和派的人，而是主张抗英的代表。

达洪阿曾经向朝廷上书陈述英军的入侵未必能够持久，朝廷应该抗战到底，只要坚持住，最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姚莹甚至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在《再复怡制军言夷事书》中，更加直言不讳地反对与英国人议和。

窃闻逆夷北上，复纷扰江南……复有在地奸民，为其区划，镇江之失，江宁之困，无怪其然。闻当事诸公，有暂时羁縻，请圣明速决大计之奏。虽云急迫万分，何遂至是？又闻广东有言：英夷国已空虚，群夷不服所为，颇多兴怨，似有内溃之形，乃转掠商艘，以助其势，外益夸张，内实急迫。米利坚亦谓天朝不可堕其术中，此言似又与职道前月所陈，不无吻合。若我但严守口岸，不与海上争锋，内查奸民诛之，不事姑息，再持数月，夷将自溃，不审朝内诸公如何赞襄纶綍，翘首天南，疢如疾首矣。

暂且不论姚莹所说的英国人“似有内溃之形”的说法是否准确，他的这篇奏文激昂慷慨，很能振奋人心，但言语间也对求和派有所指责，一定会遭到穆彰阿、耆英等人的嫉恨。因此台湾案件并不是突发的，表面看起来是俘虏事件所引发的外交问题，但事实上也有耆英借助英国人的说辞，公报私仇，故意整达洪阿和姚莹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