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悲愤中挣扎（第10/15页）

从上述两个事件来看，鸦片战争事实上是一场当时主政的政府的失败，而并非中国人整体的失败。正是民众的力量，使得清政府的最高决策者道光皇帝看到，对抗英国人是一场旷日持久、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的战斗，因此本就因为鸦片战争失败而内心悲愤的他，选择了支持民众的反抗情绪，并因势利导地限制英国人在大清国土上的肆意妄为。而他的这种态度又反作用于民众的反抗斗争。因此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对抗英国人事实上远没有结束，而且趋势由政府层面逐渐波及民众层面。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当时中国被迫睁眼看世界所带来的一个间接的好处，民众的眼睛也已开始逐渐睁开，只是未来还需要很长的道路要走，而且这条道路是万分的艰难与曲折。

从中国近代史后来所经历的历程来看，每一次外敌入侵，最终都会演变成民众层面的主动抗争。这也正是应了那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6. 反进城斗争

英国人到广东开展贸易已经多达二百年之久，按照旧制规定，外国人是不能随便进入广州城的。针对中国的这个制度，外国商人常常感到不满，在他们看来，这是中国人将他们视为异类的表现，是一种不平等待遇。《南京条约》没有针对这个事情进行有效的解决，而英国的历任领事也都曾经向清政府正式提出过进城的要求，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并未成功。所以璞鼎查才在上文提过的河南地事件中，再次逼迫清政府同意英国进入广州城居住。

可是河南地事件最终在英国政府的慎重考虑下放弃了争夺，所以进城事宜也就暂时搁置。但是英国人是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的，于是“进城事件”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开始，便成为中英双方的矛盾焦点。

当时间进入道光二十五年之后，大清帝国似乎一下子进入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平静之中。当然原因在于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各项条约已经完成，各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所以暂时偃旗息鼓。按照有关条约规定，清政府应该收回定海，于是时任英国驻华领事的德庇时，以此大做文章，以清政府不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为借口，拒绝将定海归还。

十一月二十三日（11月21日），道光皇帝接到耆英的奏报后，指示他：

……恐难免希冀请求。该督等唯当持以镇静，俟其续请时，即告以贸易之事，期于彼此相安。今欲更改旧章，人心必为疑怪……倘或滋生事端，彼此均为不便。如此晓谕，庶民夷两不相扰，可以经久相安。

十二月二十日（1846年1月17日），道光再次接到耆英关于英国人执意进城的奏报。道光再次谕令耆英必须予以拒绝，他的理由是：

（英国人）进城一节，非本条约所有……该督等仍当详晰开导，谕以即使准其进城，而民情究难相安。倘因事争竞，或致互有伤损，彼时若求代为约束，地方官断难查办……

从指示耆英的态度来看，道光皇帝虽然利用民众对抗英国人，但并不是说他就不保障民众的利益。在可能的范围内，他还是希望民间尽量不与英国人发生冲突。他将回绝英国人的任务，交给了求和派代表耆英，甚至连回绝的方法也明确指示给了耆英，那就是耐心开导。事实上这是一种“软拖”的手段，目的就是想让英国人知难而退，毕竟《南京条约》已经达成了双方不再交兵的约定。

英国人再一次选择了退让，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五月退出舟山地区。

然而，这并不是结束。英国人并没有因为《南京条约》的“罢兵”而就此停止争取进城。道光二十七年（1847）春，德庇时突然率领十余艘舰船闯入省河，停靠在十三行湾，并下令英军士兵悄悄登上炮台将炮眼堵死，然后再一次向清政府提出进入广州城的要求。

道光皇帝在三月七日（4月21日）得到奏报后，指示耆英立即进行布防，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继续向英国人讲道理，另一方面也要做好武力抗击的准备，作为一方军政长官，万万不可张皇失措，更不能有所懈怠。耆英接到谕令后，和英国人商定两年后可以进城，不过他倒是没签订任何条约，而是将这个问题留给了他的继任者徐广缙。后来英国领事德庇时也卸任回国，接任他的文翰继续坚持英国人进城的主张，与新任的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展开了新一轮的较量。

事实上，耆英答应英国人两年后可以进入广州城，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英国人提出进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答复，其舰船强行驶进省河，所以耆英采取欺骗拖延的办法暂时稳住了对方。针对进城问题，当时没有任何文字性记录，这让双方的继任者都会找到理由进行反驳，因此反进城斗争就开始变得更加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