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赵与洪应之疏离关系（第7/12页）

[89]《特约路透武昌电》（1912年10月5日发），《神州日报》1912年10月6日，第2页。

[90]《燕京客谈片片》，《神州日报》1912年4月13日，第3页。

[91]钱基博整理编纂：《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第1308页。

[92]《临时大总统令》（1912年9月29日），《政府公报》第153号，1912年9月30日，第193页。

[93]《元年十一月十一日临时大总统第一号布告》，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4。

[94]《程督饬查共进会》《民权报》1912年9月22日，第10页；《军人入党禁逾严》，《民权报》1912年10月5日，第10页。

[95]《假冒共进会》，《民权报》1912年10月28日，第9页。

[96]《共进会快快解散》，《民权报》1912年12月14日，第10页。

[97]《余杭现曙光·解散匪会弭巨患》，《民权报》1912年12月10日，第7页。

[98]《朱都督除暴安良》，《民权报》1912年12月23日，第9页。

[99]《应夔丞上浙江都督朱瑞函底稿》（1912年12月1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13。

[100]《应夔丞快些回头》，《民权报》1912年12月10日，第9页。

[101]《共进会机关部全体职员上会长应夔丞呈》（1912年10月21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27。

[102]参阅拙文《洪述祖甲午“丑史”辩诬》，《史林》2015年第5期，第88—91页。

[103]《电报》[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十日（1894年7月12日）去电]，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515页。

[104]《驻守高等检察厅司法警察巡官报告审理情形》（1918年11月8日），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市警察局全宗，档号J181-017-01771。

[105]《倭韩军务要电钞存》[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九日（1894年9月8日）来电]，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上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136页。

[106]《致总理后路转运事宜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五日（1894年10月3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3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第438页。

[107]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1册，中华书局，2005，第331页。

[108]《专电》，《申报》1911年10月28日，第4页。

[109]《公廨第二次预审洪述祖》，《申报》1917年6月1日，第10页。

[110]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第289页。

[111]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近代史资料》总7号，科学出版社，1955，第124—125页。

[112]《赵凤昌致天津唐绍仪电》（1911年10月2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第1052页。

[113]《述祖致竹哥》（1911年11月21日），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10），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第520—521页。

[114]内藤顺太郎：《袁世凯》，上海文汇图书局，1914，第150页。

[115]《专电》，《申报》1911年11月18日，第2页。

[116]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资料》总53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78页。

[117]《宣统三年皇太后懿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10），第522—527页。又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六），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346—347页，题名《洪述祖所拟退位诏书原稿》。

[118]唐在礼：《辛亥革命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38页。

[119]《洪述祖与共和砚拓本·福延斋》，博宝艺术网，http：//z4683491.key.artxun.com/news/。

[120]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92页。

[121]《刺宋案之近闻·再志洪述祖之略历》，《亚细亚日报》1913年4月2日，第2页。

[122]刘厚生：《张謇传记》，第228页。

[123]《洪述祖之供词》，《申报》1917年8月1日，第10页。

[124]《洪述祖之供词》（二），《申报》1917年8月2日，第10页。

[125]《驻守高等检察厅司法警察巡官报告审理情形》（1918年11月8日），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市警察局全宗，档号J181-017-01771。

[126]《洪述祖赴沪之秘密》，《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3月28日，第3页；《欢迎国会团与洪述祖》，《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3月29日，第2页。

[127]《大总统公布勋章令》，《神州日报》1912年8月6日，第1页。

[128]刘厚生在《张謇传记》中曾就袁世凯对赵秉钧心存疑虑的原因有一段叙述，他说：“据我所知，袁世凯自从彰德洹上村受清廷上谕到北京组织内阁之后，因在东安门被炸，虽未受伤，亦颇受惊。他开始感觉平素最信任的警察首领赵秉钧，表面上虽颇恭顺，而赵的思想或能力将来是否能听从他的意旨，不免怀疑。其怀疑之第一点，即是世凯本人此次受炸，秉钧未能先事预防。其第二点，即世凯特派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三人向隆裕太后陈说清室必须退位之理由时，隆裕太后一面应允退位，同时掩面大哭，口呼：‘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啊。’赵秉钧首先大哭，誓言保驾。而梁、胡二人虽颇伤感，但不如赵之痛切。此种情形，梁士诒于无意中向世凯陈述。假如世凯是有意识、有修养的人，听到赵秉钧这种情形，只有尊重其人格，而逾加信任。但世凯不然，怀疑其将来不甚可靠。世凯所以不信任赵秉钧的理由，因为他于清室表示忠心，即是将来不愿意自己做皇帝的一种绊脚石。”见刘厚生《张謇传记》，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