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23/40页）

不仅如此，在康有为的指令下，梁启超不得不“立发一函向港中（穗、镜、铁、寿）四人先自认过，并辨明彼等所以误疑弟之处矣，想可释然”[202]。9月1日，梁启超再度向何穗田道歉：“数月以来，吾党中纷纷生嫌疑，皆由远隔而通信少，故各有误会。弟疏赖之咎，实不容辞，而弟有误疑港、澳同人之处，皆弟之过也。万望恕宥。今日国家危亡至于此极，吾辈同患难者数十人，岂可复生意见耶？万望吾兄舍去前嫌，共求有济，是所切盼。”[203]至此，保皇会内部港澳与滨沪之间的争权夺利以滨沪一方的严重受挫而告一段落。

第六节　保皇大会

因商会而起的冲突平息后，康有为等人开始考虑筹备召开一次保皇会的代表大会，地点定于总局所在地港澳，内容主要是讨论有关商会事宜，时间原计划在1903年下半年，但这一日程安排因广智书局内弊暴露的突发事件而一再推迟。

港澳与滨沪的冲突虽然暂时被压抑，但矛盾并未得到化解。广智书局经营不善的问题，时时成为港澳总局攻诋的口实。梁启超为了避免港澳方面插手其事，极力辩驳，声称该局经营状况良好。徐勤在康有为面前也力保有关各人忠信可靠。其实，他们多少知道书局内部的确存在弊端。广智书局原由梁荫南任总理，后增加黄慧之为司理，冯紫珊亦前往相助。

早在1903年三四月间，冯紫珊已将广智书局的弊端向外透露。4月7日，邝寿民复函冯紫珊：“广智积弊如此，弟早有所闻，外间人洞悉内中情弊者，已不知凡几矣。若非得足下再走上海一次，披荆斩棘，改弦更张，必无可观。万乞足下为大局计，不避嫌疑，破除情面，澈底澄清，从新整顿，事乃有济。倘迟迟不举，积弊日深，将来牵动全局，必至不可收拾。至全坏而后图补救，则悔无及矣。”[204]

徐勤在反驳罗璪云对译局攻击的同时，嘱咐冯紫珊：“译局亦乞兄留心整顿为盼。”[205]梁启超一方面为梁荫南等人辩护，认为其费用颇大，虽支用三千余金，除薪水和丛报、译局花红外，即使借支局款，亦不过三五百。另一方面，也觉得事有蹊跷，承认：“然广智去年只嬴此数，弟实不满意。荫南诚有不在行之处，亦诚有刚愎之处，弟切责荫之函，亦不下二三十次也。然荫之劳瘁亦至矣，不能谓其不尽心。……弟无日不念译局，诚恐弟行后，《丛报》、译局两皆减色，而今年赢利或反不及去年，故欲急行急归。”[206]

康有为从各方面得到关于广智书局弊端丛生的讯息，屡次追问梁启超，后者均以忘记为词搪塞，令康疑为全置不理，因之大怒。在康有为的一再逼问下，梁启超才具函详告内情。关于译局的财务收支，“大抵去年荫以不在行之故，而损耗者诚有之，但通盘略核，似断不至亏本（今年已有嬴）”。梁启超与《丛报》、译局之间的连环欠款，可以划回；收译稿支用三千，其咎不在梁荫南；相关各人如湖南唐家、丁惠康、夏曾佑、薛仙洲、江惟善等挂借，多为梁启超、徐勤允许；梁荫南自己挂借二千，除薪水花红，不过数百，未可苛责深究。至于有关讯息，多由冯紫珊传出，而“紫珊与荫南则甚有意见，其言亦非可尽信”，因为“紫珊信冯镜如之言，然镜如大有吃醋之意，谓此局出彼名，而彼不得为总办。然以弟子度之，则与其用荫，不[如]（按：编者增一如字，意思相反，应去之）用镜也（镜与紫虽兄弟，然性情相去甚远）。而镜如日聒于紫珊，则紫亦不免有溢恶之言矣”。

关于用人，梁启超自称：“去荫南之心，则怀之已数月，初以为来美数月必归，故姑且隐忍。今既不能速行，故使慧先办之，若仍不能，则非待弟子归不可矣。”“至于慧之之为人，弟子颇觉其诚谨而尽力，其欲在中国做事之热心，为商界中所仅见，故甚亲之。”但正月汇款，梁令其写汇单封入信中，黄说不如电汇之速，到美后欧榘甲屡接急电催款，问之，黄推说忘却。“此事慧之不知有意无意，有意则此人可绝，无意亦见其糊涂矣，故弟子近亦不甚喜之。然此人于商事诚致密明察，且此次随行受众人异常之款待，往往感激异常，谓若不尽心效力于党事，无面目见人，此亦其真情也。故将来商会或尚有可以用彼之处。”康有为建议改用李福基、董谦泰办译局，梁启超认为“殊不相宜，盖译局必须士人为之，即紫山已不甚合（紫熟印务是其长）。福、谦二人虽诚谨或过于荫，其在行则今犹不及荫也，只能为管银而已。然董津已足，何用二人。故此局若得擎一肯任，则大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