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救上到勤王戊戌庚子间的朝野政局（第17/22页）

当朝执政的倒行逆施令一班宦术娴熟、守成持重的老臣感到左右为难。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或本人多少了解国内实情和世界大势，或受身边幕僚的影响，主张中国实行变法维新，但反对康有为等人的操之过急，不能容许变法的结果导致其权力的削弱丧失。虽然张之洞、李鸿章曾一度表示对变法派的善意，通过政变将康有为等一班日益受到重用的新进赶下台，也符合他们的利益，因而亦与赞同。但是政变后当朝执政日趋明显的排外复旧，却势必危及他们的根本利益，同时经验告诉他们，任何正常的执政者，都不能与人心大势背道而驰，因此他们有的甚至不惜与朝廷正面抗争。戊戌变法期间，刘坤一态度消极，抵制躁进，用他自己的话说:

弟于新法初行，即拟奏请熟思审处，勿过纷更，忽涉急遽。旋奉严旨申饬其泄沓因循，则前折不敢上陈矣。新法如改练洋操、设添学堂，实为当务之急。至欲改变衣冠，以新耳目，未免有拂人情。而康有为等遂进离间之言，敢为挟制之计，若非立时破败，大局尚堪问乎！[152]

政变后他却敢于抵制停罢各项新政事业的朝旨，主张“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农商类的学会、学报不应在禁止之例。[153]

为了应变，他们或对当朝执政若即若离，阳奉阴违，或在执行镇压保皇党的朝旨同时，又与保皇会及维新人士暗通消息。尤其是李鸿章，各方敷衍，到处示好，几乎千人千面。[154]立储宣布，李鸿章认为：“为毅皇立阿哥，并无太子之名，似不应贺。”同时又指责“康党造言生事，鼓惑各埠愚民，嚣然不靖，借以敛资，实为乱根”。[155]张之洞则犹豫不决，先后咨询闽浙总督许应揆、湖南巡抚俞廉三、署理陕西巡抚端方、署理两江总督鹿传霖的意见，并观察其他督抚的反应，又要等待部文，对于贺折的内容形制，也颇费踌躇。他还特别担心保皇党借机对其进行攻诋，专电驻日公使馆的钱恂，告以“立嗣乃本光绪五年懿旨上谕，京师并无他说，各使馆亦具[俱]安静。康党造谣煽乱，诬诋慈圣，各报妄传，深恨仆之攻驳康学，故于仆极口诬诋，谓京城有大举，鄙人已允，骇愕已极。中国体制，岂有一外臣与秘谋之理？”希望日本政府出面干预在华各日系报刊，阻止发表于之不利的报道。[156]反倒是被暂时解除兵权的刘坤一，较早具折叩贺天喜。[157]

保皇会和其他维新人士对于南方几位重要疆吏的态度颇为矛盾，双方旧日互相交往，政变后仍然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暗中有所交易。趋新各派显然知道这几位督抚与守旧党的主张不同，在自身力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地试图分化利用，不断通过各种机会和形式劝说各督抚改变立场，举兵勤王，同时又不相信这些位居显要已然老迈的封疆大吏有此胸怀抱负，内心仍将其视为守旧后党的同道。在他们确定的勤王政治道路上，这些清廷大员如果不能给与支持或表示赞同，就只能被当作绊脚石，列入扫除的名单。

位居中枢、掌控大权的荣禄，被保皇党认为是戊戌政变的罪魁祸首，但其人“险而巧”，与“悍而愎”[158]的刚毅又有宿怨，用骑墙政策[159]，表面虚饰，这是造成戊戌后中国政局异相的重要一环。康有为对荣禄深恶痛绝，而刘坤一、李鸿章等人与荣禄沟通协调，张之洞则与之不相往来，很难用某一方的态度立场作为观察甚至评判的标准。可以说，经历了戊戌到庚子的一系列政治风波，鼎足而三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庚子年南北朝野之间政治势力的分化组合，北方拳变、东南互保和勤王运动局面的出现，正是那一历史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演化的产物。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