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第9/10页）

所谓著述可分四等，又论高明与否，不仅一人，当时心中潜影，主要为王学庄教授。王先生书香门第出身，遭遇坎坷，沉潜达观，所见往往高出一筹。此说并非与他人比，而是作为后学的在下屡有不及。可记者数事，均与本书主题相关。其一，参加日本土地同志复权会的几位中国人，学界鲜知其名，而王先生可为之一一作传，本书所记张寿波即其一。十余年来搜集此人资料，为了力求穷尽，广泛求教，难得回应。偶与王先生谈及，告以《虚云法师年谱》中有传。一查果然。此书曾经翻阅，竟然遗漏！此为其读书多而广。其二，关于春柳社，史学及艺术界所论，多据几位当事人的后来回忆。王先生遍阅该社成员在日本所办各种刊物，并就革保两派宣传活动的短长作连续性论述。此为其治学不以分科为限。其三，关于留日学界的癸卯元旦排满演说，曾为文考证并非孙中山策划。自觉下功夫不少，相关材料几乎穷尽。不料王先生于直接材料之外，更能辗转周折，别具洞见，不仅令人意想不到，简直就是匪夷所思！此事既经点破，看似轻而易举，不经身陷山重水复的迷阵之中，很难体会其举重若轻的功力见识。学术史上，须有如此天分加勤奋之人突破瓶颈，后学者才能豁然开朗。而质的提升与量的增长，的确不可同日而语。后人受益匪浅之时，切不可故意埋没，甚至毁尸灭迹。经此一事，益信学问之道，高深莫测。曾告诉门下诸生，不要仅凭著述妄议前人，治学为己之后方可为人，“述”而不作者往往更加可畏。可否出手，须事先掂量是否经得起彼等法眼。今日学界为量化所误导，一般作者，稍有心得，即须出手，易于见底，难以深入。而高明者冷眼旁观，潜心读书，神游冥想，其发明若不写出，不知何时可以再发现。近日撰写一篇关于“中等社会”缘起的论文，王先生二十年前即已经几度提及相关史事，始终未见后续者。直到十余年后，才有美国学者季家珍关于《时报》的著述，对1904年以后的中等社会观念与运用详细讨论，并与时髦的公共空间、市民社会等新说作一对应，以为不如首先以前人的观念理解其言行。[18]如今，海内外学人对“述”而不作者多有误解，殊不知学问之事，为己者多，为人者少，大半只可宣之于口，而不宜诉诸笔墨的。

十一

本书截取历史的一个断面，从不同角度展开对同一事件的多方位、多层面探究，相关人事错综复杂，互相纠葛，无论从任何一面入手，均须牵涉其他各面。而有关史料必须前后左右互为参证，跳跃联想，才能彼此连贯，形成线索条理，进而透视表象，显其本真。加之各章的写作历时十余年，情节与论据的安排难免有所重复。成书时尽力做了调整。其中的三章十年前曾载《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一书，其他若干章节多陆续发表于有关的学术刊物。随着资料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不断有所签注，此次一并做了增补删改。此类增改，不仅为研究进展所必需，而且可以验证前此的论说与证据。凡他人研究有所贡献处，均一一称引，不敢掠美。至于对史料及史实的判断理解间有异议修订，也予以注明或略加申论。治史必须后来居上，因所见材料多于前人，解读自然过于前人，此为理所应当，否则即为废词，在学术史上无任何价值意义。承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大度，同意在协议期满前夕将有关三章的修订本收入本书，以成全璧。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历时甚久，收罗资料颇为不易，其间先后得到久保田文次、中村义、狭间直树、容应萸、久保纯太郎、赵令杨、陈福霖、吕芳上、蔡志祥、王学庄、方志钦、李鸿生、朱英、蔡乐苏、莫世祥、马忠文、关晓红、彭海铃、黄菊艳、谭群玉、张克宏、陈志雄等多位师友的指点和帮助，谨致谢忱。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