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第10/10页）

[9]　参见汤志钧编著《乘桴新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0]　据王慷鼎《丘菽园的报业活动》（林徐典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历史哲学卷》，第188页），丘菽园的姓氏“丘”字，清雍正以还，为了避孔子的圣讳，改作“邱”。丘家循俗，直到丘菽园。五四运动后，丘菽园逐渐改用“丘”字。后人为其编集，一律改用“丘”字。王文即径称“丘”，只在引文或书目中保留原文。本书所涉时间在邱菽园改姓字之前甚多，故正文用邱，引文或书目则照原样。

[11]　澳洲部分，参见刘渭平：《澳洲华侨史》（香港《星岛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清末保皇党在澳洲侨界的活动》（《传记文学》第59卷第6期，1991年12月）；赵令杨、杨永安：《晚清期间澳大利亚的保皇活动及其与革命思潮间的矛盾》（香港大学中文系《明清史集刊》第4卷，1999年10月）。南洋部分，以新加坡为主，对邱菽园、黄乃裳等人的生平交往研究较多，王慷鼎对邱菽园的报业活动有多篇论文，张克宏则分专题研究庚子勤王前后康有为与邱菽园等新加坡华侨的关系。

[12]　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

[13]　参见Hsieh，Winston，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A Critical Survey and a Selected Bibliography，Hoover Institution Press，Stanford University ，1975。

[14]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63页。该书所收各文发表的时间先后不一，论点和论据也有所不同。我关心的重点，恰是其中最后写成，此前从未刊发的《孙中山与现代中国“革命”话语关系考释》，作序者李欧梵称此文引用史料最详尽。

[15]　《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时务报》第19册，1897年3月3日。

[16]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226页。

[17]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63页。

[18]　Joan Judge，Print and Politics：“Shibao”and the Culture of Refom in Late Qi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