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灵甫的悲剧（第3/3页）

1934年11月，蒋介石电令桂系白崇禧集结主力于灌阳（广西桂林市下辖县）以北各关口，与湘军合力组成第四道封锁线。历来与蒋不和的白崇禧自然知道如何处理这一命令，当得知红军已进攻道县之后，明白红军必须要过境，于是借口南线兵力不足，于11月21日夜亲自下达了转移大军于龙虎关的命令，在全州、兴安、灌阳布防的第15军撤往恭城，灌阳全县完全开放，致使65公里防线无兵防守达七天之久。然而当时的红军最高军事领导人李德并没有明白“其中玄机”，从而错过良机，使得湘江之战成为长征中最惨烈的战斗，中央红军由原来的8.6万人，只剩下3万人，导致后来老百姓“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

1934年12月，红军被迫进入贵州。贵州是王家烈当家，被称为“贵州王”。蒋介石认为“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因为“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403薛岳部队（中央军）的两个纵队，受蒋介石之令，404不管王家烈是否愿意，也不和红军恋战，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薛岳进城以后，不提追剿红军的事，倒是把王家烈的卫戍司令撤了，换成了郭思演，还搜集了“关于贵州行政紊乱和财政奇绌”的情况材料。就在薛岳坐镇贵阳与王家烈争权夺势之时，中央红军乘机在黔北休整了十二天，“使红军在湘南之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405更重要的是还顺便还开了一个会，叫“遵义会议”。在贵州，蒋介石最大的收获就是使王家烈变成了末代“贵州王”，后面就没有什么作为了。

由于有了贵州的前车之鉴，1935年4月底，当红军进入云南时，“云南王”龙云除令孙渡406赶紧回师外，还令云南省内部队回守昆明，使得中央红军进至昆明北部寻甸、禄劝、元谋地区时，如入无人之境，活动了几天，消灭了一些地方团队，补充了一些所需的物资。5月10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到昆明督促龙云追剿红军，龙云表示了对中央的忠诚，但婉言拒绝了薛岳中央军进驻昆明的要求。也正是因为龙云的这一些举动，中央红军全部人马才趁机渡过了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在统治大陆的二十二年里，蒋介石一直试图消灭这种“派系观念”和“地域关系”，但是他基本上都是采用权谋的方式去解决的，正是这种解决理念，使他的治理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上，面和心不和，最终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好。

1948年11月6日—1949年1月10日，中国发生了解放战争中最著名的淮海战役，解放军60万对国民党军80万。就在11月6日夜里，黄百韬跟南京派来的“总统战地视察官”李以劻交心：“如果我被围，希望别的兵团来救不可能。古人说：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我们是办不到的。这次战事与以前战役性质不同，是主力决战，关系存亡。请告刘老总（总司令刘峙），注意激励各级战场指挥官，否则同归于尽，谁也走不了。”事实正如黄百韬所料，经过十天的战斗，解放军就全歼了其部队10万余人，黄百韬自杀。战后，剿总司令刘峙总结时列举了十三条失误，其中有这样两条：一、战区间协同不良，兵力转用欠灵活，尤其是黄维兵团未能及早东进参战，失去战机；二、各部队长官个人之间，平时精神上有隔阂，战时不能有效协同，以致虽有大军，也难发挥最大合力。

蒋介石在败退台湾之后，总结其“非失败不可”的第一条原因就是“内部不能精诚团结，因之予奸匪以分化挑拨的可乘之机。”1950年8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在蒋介石的讲话与各项章程中，提出了改造国民党的方针与纲领，第一条就是“排除派系观念”，“打倒地域关系”。经过两年多的改造，“清除了党内的反对势力，使国民党各级组织的混乱状况有所改变，内部的派系矛盾有所缓和”407。但这已经是在台湾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