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灵甫的悲剧（第2/3页）

蒋介石“得知灵甫之74师被围孟良崮，甚惊，又甚喜。”398准备将计就计，以74师顽强的战斗力、精良的装备及有利的地形，“吸引共军主力，再调10个师之兵力增援74师，以图里应外合，中心开花，夹击共军，决战一场，歼陈粟大部或一部之兵力，一举改变华东战局。”399

当时的华东战场上国军有45万兵力，而华东野战军只有27万兵力，而自负的张灵甫也相信，周边几十万国军，近则只有10来公里，远也不过100多公里，他们开到孟良崮，最多不过是半天、一天的时间。而凭74师的强大军事实力与孟良崮的险要山势，他张灵甫在此坚守一天二天是不成问题的。局势双方都很明朗，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张灵甫守了三天，也没等到救援人员。

在接到掩护74师的命令后，李天霞的整编83师却只派了19旅57团下的一个连携带电台接近74师冒充是执行掩护的19旅。直到5月16日早上，蒋介石再次严令：“纵匪害国延误战局，严究论罪不贷！”包括李天霞83师在内的各部队才不敢再保存实力，全力突破解放军防线，但为时已晚。战后，气坏了的蒋介石电令“汤恩伯撤职查办，李天霞就地枪决”。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李天霞被保释，并且还被授予三等云麾勋章，半年后又当了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兼泰靖扬指挥官。

1950年，蒋介石在反思自己失败的教训时说：“党内不能团结一致，同志之间，派系分歧，利害摩擦，违反党纪，败坏党德，以致整个的党，形成一片散沙，最后共党乘机一击，遂致全盘瓦解，彻底崩溃。”400

然而国民党一盘散沙的局面，并不是后期才形成的，而是胎带的毛病，本质上的。

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是由不同的群体组成的，武昌起义后不久就开始出现分裂。有一些人并不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更有人反对，到1912年中国同盟会已经四分五裂了。8月宋教仁又把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等联合起来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则更成一个大杂烩。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到日本就认识到国民党内部思想混乱，组织严重不纯。在他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认为，“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涣散”401。由于认为国民党已不能再领导革命继续前进，才成立中华革命党，为了避免人心涣散，还要求立誓并按手印。

1919年10月10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为广泛吸收党员，放弃了按指模、宣誓效忠等有帮会色彩的条件，入党条件极宽，经党员两人介绍，交纳党费10元者即可入党。

1928年国民党统一中国，但只是名义上的，事实上只是大大小小不同军阀的松散联合体。按李侃如的说法就是“华北、东北、西北和西南的军队只在名义上是蒋介石的盟友，而不愿直接效忠中央政府。”402军阀们归顺国民党，并不是因为坚定的三民主义信念，而是因为利益权衡之下的理性选择，受到了“南京政府等级制中的显赫职位”的吸引。而蒋介石也认识到这种联合的松散性，但是，形势的需要使他又不能不接受这一现实，于是他也只能把它看作一种“权宜之计”，所以说国民党对全国的统一基础是各自心怀鬼胎的。

刚统一中国不久的将介石就在1929年1月搞了一个编遣会议，要求军队裁员80万。当然这里涉及到裁哪些人的问题，对于各军阀来讲，这就是一个“杯酒释兵权”的过程，于是就开始了大小军阀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展开的讨蒋行动。1929年3月，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反蒋；1929年5月，冯玉祥反蒋；1929年12月，唐生智联合石友三反蒋；1930年5月，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联合反蒋。在围剿中央苏区之前，国民党的军队一直在内乱的过程中。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时，国民党仍然处在各系各派的勾心斗角之中。在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之中，中央红军能纵横11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除了跟她顽强的意志和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之外，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内部的这种勾心斗角、打击异己、保存实力的心理。中央政府想借机一箭双雕，既消灭红军又铲除地方军阀，这种心思各省军阀都十分清楚。在这种形势下，地方军阀不仅害怕被红军消灭，更害怕被南京消灭，同时还想利用红军打击对手以扩大地盘，就是这种相互防备的矛盾心理给了红军无数的可乘之机。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准备转移，正在这时，粤系军阀陈济棠为了“送客早走”积极派人和周恩来联络，在秘密谈判后达成了“五项协议”：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3.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部撤离40华里。10月9日密谈成功，10月10日晚上，红军主力就开始长征了，由于有了五项协议为基础，红军在“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中轻松突破了一、二、三道封锁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