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 在科学和宣传之间（第9/9页）
熊：这篇文章发表出来后……
何：实验是1988年5月做的，文章是七年以后才发表。这篇文章是我、庆承瑞和林自新三人合写的，很快就完成了。林自新是《科技日报》社社长，只要他签字，马上就能发。可他却对我说：“小何，不发了啊。”我说我同意。为什么不立即发呢？第一，没有必要得罪钱学森。这个事件牵涉到钱学森的大面子。我们个人没有必要得罪钱学森，《科技日报》也没有必要得罪钱学森。第二，没有必要让他们太难堪。当时我们跟他们也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我们心里想，有一个案例，让他们心里有数就行了，没必要发文章，让他们大丢面子。
熊：你们是不是以为有一个案例不灵，他们也就不会那么张扬了？
何：是啊。结果他们照吹不误，而且大吹特吹！又是写书，又是到处表演、讲话、做报告，越吹越神。直到中央发文件号召反对伪科学，我们才把这篇文章发表了出来。
熊：你们这篇文章要是早发几年，效果会更加好得多。
何：可能争吵会更厉害。钱学森的想法是：对特异功能是否存在这种存在性问题，即使有九十九个失败都没关系，只要有一个成功，就能说明它存在。或者说，只要有一次“作弊”没有被抓住，就能说明它存在。
熊：换句话说，你们做再多的实验，揭露再多的假，也不会改变钱学森的观点。他的观点是不可被证伪的。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很多经不起严格科学检验的东西得到了他的支持。
何：他老是这种思维，一看到“新现象”，就认为是真的。他说过好多在科学上靠不住的话，这种例子一大堆。
本文初发于《中国科技史杂志》2015年第1期，第89—103页。
譬如王来棣。1958年，王被开除党籍，所依据的一个主要“错误事实”是：“参加了以许良英为首的宗派小集团（成员都是浙江大学地下党员），背着党进行非组织活动。反右派斗争前，这个小集团曾以纪念于子三为名召集会议，诬蔑党对于地下党的功绩估计不足，对于知识分子的劳动重视不够，商议给中央写报告，要求给于子三立碑，企图实现抬高小集团与党对抗的野心。王是参加这次会议的成员之一。”参见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处档案，1958-9-17—4。
王学斌：《清末重臣端方的“非正常死亡”》，《文史天地》2011年第12期，第44—48页。
据笔者所见，台北有多个屋顶极大的民族形式建筑，如“台北大剧院”、“中山纪念馆”、圆山大饭店等。
于光远：《忆彭真二三事》，《百年潮》1997年第5期，第29—35页。
何祚庥：《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学习》1955年第10期，第15—19页。
杨正彦：《反对建筑学中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新建设》1955年第5期，第15—21页。
还有一些别的刊物在更早的时候刊登过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文章，如刘敦桢《批判梁思成先生的唯心主义建筑思想《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5年第1期，第1—10页；牛明《梁思成先生是如何歪曲建筑艺术和民族形式的》，《建筑学报》1955年第2期，第1—9页；王鹰《关于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检查——对梁思成先生建筑思想的批判与自我批判》，《建筑学报》1955年第2期，第9—15页。
1953年2月，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学习苏联”的号召。
丁瓒在重庆重新入党时的介绍人为冯乃超、廖沫沙。
关于这个运动的来龙去脉，可参见熊卫民《1960年的超声波化运动》，《科学文化评论》2014年第3期，第41—64页。
郑林生，1922年生，高能物理学家。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1951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博士学位，1956年回国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何祚庥：《钱学森与十二年科学规划》，《科学时报》2011年9月15日。
何祚庥、林自新、庆承瑞：《“超人”张宝胜败走麦城》，《科技文萃》1995年第8期，第95—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