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后方（第7/8页）

杨畏知认为，朝廷以“虚名”，换孙可望的忠心，这也是时势需要、迫不得已。如今都混到这个地步了，还捏着“祖制”不放。“祖制”能当饭吃还是能退敌？（夫法有因革，势有变通。今土宇非昔，百务俱隳，而独于区区封议，必欲执旧法以绳之邪？）

老杨言辞恳切，但各怀鬼胎的大臣们依然不为所动。由于封王的阻力太大，杨畏知又不希望朝廷跟孙可望闹僵，决定退而求其次，为孙可望请封公爵，为李东国、刘文秀请封侯爵。好歹让孙可望达到了“高人一等”的目的，回去也能有个交代。

虽然还是有人一如既往地反对，但价格还算公道，也有先例可循（刘承胤、李成栋、陈邦傅都封过“公爵”），阻力明显小很多。

最后，朱由榔一锤定音：封孙可望为景国公，赐名朝宗，李定国、刘文秀为列侯，委派大理寺卿赵昱与杨畏知、龚彝一同入滇宣诏。

“请封”之事看似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但有一个人觉得不对劲。

谁呢？

从湖南败退下来的堵胤锡！

根据多年与“流贼”打交道的经验，堵胤锡预感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孙可望进入云南以后，已经自己给自己封了王（平东王），此时向永历“请封”，不过是给个面子，再讨个名分。你给与不给，他那顶王帽就在那里，不高不低。

如今杨畏知出个馊主意，永历朝廷照准，甩了一顶“景国公”的帽子过去。孙可望摘“平东王”的帽子容易，脸往哪儿搁？这不是逼着孙可望翻脸不认人吗？

为了挽回事态，堵胤锡以“送行”的名义，先稳住潘世荣、焦光启两位孙可望的心腹，接着紧急向朱由榔上密疏，坦陈其中的利害关系。

堵胤锡建议，既然群臣认为“秦王”的封号太离谱，那就退一步，封个“二字王”也行，否则这事没法了结。万一孙可望狗急跳墙，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何必死要面子活受罪？

堵胤锡发话，朱由榔多少还是听得进去的，当即作了批示，改封孙可望为“平辽王”。诏令一出，举朝又是一片哗然，对准堵胤锡一顿炮轰。其中，“广东系”的金堡最为卖力，当面指责堵胤锡：“滇与忠贞皆国仇也，厥罪滔天。公大臣，偏欲与此辈交结，何意？”前面说过，堵胤锡替何腾蛟背了黑锅，愤然从肇庆出走，最后死在浔州，其实跟这件事也有直接的关系。

饱受攻讦的堵胤锡不计个人得失，极力挽回了“请封”可能引发的危机。但永历朝廷的乱局积重难返，实在不是一两位杰出的政治家能够改变得了的。

堵胤锡尽力了，也得到了想要的结果，为孙可望封了王，可事情偏偏坏在陈邦傅这个十足的混蛋身上。

浑蛋！陈邦傅！

孙可望请封“秦王”，朝堂一片反对之声，驻守南宁的陈邦傅却举双手赞成。

奇怪了，这跟陈邦傅有什么关系？他是独具慧眼，还是想哗众取宠？——都不对！陈邦傅真实的想法，是玩一出“西风压倒东风”的把戏。

从永历二年（1648年）九月起，陈邦傅就在跟徐彪争夺南宁，处于下风的陈邦傅想到了流落在两广境内的忠贞营。在李锦、高一功的帮助下，徐彪渐渐被摁了下去。

陈邦傅如愿以偿控制了南宁，但很快就预感到一个严重的问题：请神容易送神难。忠贞营决定秉承“帮人帮到底”的“雷锋精神”，受人之请、终人之事，当然主要还是因为两广虽大却无家可归，索性赖在南宁不走了。

陈邦傅抑郁了：搞什么飞机？摁下一个爷，怎么又冒出两个爷？

在永历政权的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当属忠贞营，就凭陈邦傅的身板，连徐彪都揍不过，更别说跟忠贞营对着干了，想死也不必找这么惨的死法。

撵不走又打不赢，怎么办？陈邦傅看中了孙可望。

首先，孙可望实力雄厚，忠贞营不是对手。

其次，孙可望占着云南这么大的地盘，对南宁不会有太大的兴趣。

因此，借孙可望拱走忠贞营，确实是一条妙计！

接下来的问题是：孙可望又不是你陈邦傅的干爹，凭什么替你撑腰？

——但凡有欲望，一切皆有可能！

虽然杨畏知、龚彝等人是永历三年（1649年）二月从昆明启程，前往肇庆“请封”的，但孙可望做“秦王”的想法，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让准备“行贿”的陈邦傅发现了机会。

这年正月，陈邦傅派胡执恭带着伪造的“秦王”敕书和大印，前往昆明面见孙可望。胡执恭抵达昆明时，杨畏知等人还在前往肇庆的路上。

永历朝廷的“请封之争”尚未开始，孙可望便已经拿到了“秦王”的敕书和大印。陈邦博这娄子捅得也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