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的话（第12/15页）

下文引述了不悦耳的声音。

作者给欧洲人民带来的是他对一个共和国的赞美，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偏爱；在这个共和国里有三个不同肤色的人种，一种肤色是另外两种肤色的主人；在这个有三种肤色的国家中，身为自然主人的红色人种被身为掠夺者的白色人种消灭；而黑色人种在公共广场中和动物混在一起出售。它是一个令人触动的关于平等的例子，提供了关于独立的可信证据，我们应该在欧洲采取这种时下流行的模式，这样我们才能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可完善性标准！[119]

对美国的读者而言，他们不在意作者对美国社会发表的某些批评性言论[120]，而是承认该作品的公正性，特别是它与英国旅行者的评论比较起来有明显的优势。

外国刊物也不吝惜赞美。英国刊物称托克维尔引发了大量反对美国共和政体的辩论[121]，并在评论中回顾了这一尝试的不稳定因素。[122]1836年1月14日的《伦敦与巴黎速递》在其内容中断言：“的确，英国人和欧洲大陆的很多人士已经写了大量关于美国的作品。但德·托克维尔先生撰写的《论美国的民主》是唯一的例外，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像他那样准确地定义我们的政治组织。”

在12月，《贸易通报》提到“人人都知道这本优秀的书，并对它评论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句话似乎并不夸张，道德与政治科学学院向其颁发的蒙蒂翁奖引起了公众的兴趣，该奖项授予作者12 000法郎的奖金。

就其本身而言，《玛丽，或是美国的奴隶制度》[123]的出版获得的成功绝不亚于《论美国的民主》。[124]在1835年至1842年期间，古斯塔夫·德·博蒙创作的小说一共发行了五个版本。此后，它的销量下降，且非常错误地被人们遗忘。它的反响普遍显得温和而慎重，但《评论季刊》毫不犹豫地称其为“由欧洲大陆本土居民创作的关于美国社会及风俗的有史以来最有趣的书”[125]。弗朗西斯科·德·科尔塞勒为《两个世界》写了一篇评论。[126]

这本书的主要失败之处很快显露出来。《玛丽》同时具备小说和社会评论的特性。因此，它不能成功满足那些热爱理论作品的人的需求——他们到目前为止更喜欢《论美国的民主》；也不能满足那些喜欢阅读小说的人的需求。《辩论日报》[127]的一名评论人员发现了这一点，他写道：

这个作品其实是两本书的结合体。也许这就是它的失败之处。大众需要的是消遣，其总是害怕接受教育。公众很少认为教育恐惧是让人感兴趣和让人感动的。德·博蒙先生的读者事实上被暴露在这种双重危险中。他教授的是最琐碎的东西。他吸引了读者，令其陶醉于此，触动了最无情的和最冷淡的人。这个作品活灵活现地展现了美国社会，因此我不敢将其称为小说；而这个作品中穿插着最丰富的、最浓烈的想象力，因此我不能称其为论文。

在《玛丽》出版后不久，博蒙放弃了写第二部分的计划（在简介中宣布）。[128]两年后，当他撰写《爱尔兰》的时候，他似乎有点儿在意他的小说，他写信给托克维尔：“我的作品是我最大的、唯一的喜好，甚至超过了你的作品对你的意义；我不是在写第二本书，它是第一本；我害怕无法达到目的，但是我充满了热忱。”[129]

英国与《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部

为了让自己成名并展开政治生涯，无论情况可能多么无助，托克维尔仍开始撰写关于美国的书。他的朋友布洛斯维尔甚至在对《论美国的民主》发表评论时断言，“这样的书为他进入议会论坛提供了机会”[130]。

但在1835年3月，当托克维尔得益于其刚面世的作品给他带来的非凡声望时，他不再这么想成为一名政治家。虽然《论美国的民主》没有为他敲开下议院的大门，但是它使他结交了几位杰出人士，而这些人在他撰写此书第二部分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是让-雅克·安培、罗耶-科勒德，托克维尔将通过他们与科尔塞勒建立意义深远而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关系。

博蒙、凯尔戈莱和爱德华·德·托克维尔是《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部分手稿的主要评论人员。在正文中，到处都有安培和科尔塞勒的印记。

在1835年初，托克维尔致力于撰写一个关于贫困的报告[131]并计划在英国开始新的旅程。当托克维尔和博蒙正要做出重要的个人决策和职业选择的时候，这对朋友穿越了海峡。[132]

在过去两年之间发生了什么改变？英国贵族能否抵抗民主的推进？这正是托克维尔和博蒙问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最初观察到的结果具有非常强烈的中央集权化倾向。这一点很重要，托克维尔意识到他有必要在《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部分中谈论它。[133]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明托勋爵和亨利·里夫证实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感，[134]但最重要的是拿索·W. 西尼尔，他在两次长谈中为托克维尔提供了关于中央集权化的最详细的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