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 南屏十年（第7/7页）

想挽救这现状，有人注意政治，说民主；因民主则治人者为人民所选举，人民所监督，坏人不会被举，亦不敢作坏事。有人注意经济，说工业化；工业化则生活水准提高，衣食足而后知荣辱。有人注意人心风化，说教育。事要人做，民主要好的民，工业化要好的工，人的问题应居第一。我们在教育立场，不由不以教育为第一，首先要紧，如此要说到各位同学身上。我常以为青年必须注意时事，了解实际，如此将来做事时，有素养的常识作底子，一切可以多明白而少错误。然读书时期，不要附从政治活动。政治不是一件简单问题，看似容易，做来甚难。我讲点个人经验，我十几岁和今天在座同学差不多年龄时，正当前清末年，内忧外患纷至叠来，我们以为妨碍我们自强者是满清异族专制，只要推翻满清，光明即便到来。我们希望、拥护，乃至参加了辛亥革命。革命以后，出现了军阀，年年内战，我们又把一切不好的责任加在军阀身上，以为打倒军阀便诸事解决。结果军阀虽倒，内争还是不已。后来我们又把一切责任加在帝国主义侵略者身上，现在我们一个最大的侵略者已经被打倒，虽然时间不到一年，但一切趋势并不向好的方向走。变来变去如此，是不是人的问题？我们要造新的中国，必须要从新的中国人开始！

同学们！专攻击黑暗是消极的，自己不负责任的。社会尽管有不平，然光明之点还是很多。我们欣赏光明，拥护光明，则自己亦不得不光明，这是积极的，自己亦负责的。

对将要离开我们的同学们，我再说一遍：不要荒废宝贵的读书时间，随便参加政治活动！利用青年做政治活动，是反教育而不是教育！

这些话，我颇大胆而说，由衷心而言，然空洞无益。此时不但青年，即非青年亦怀疑，都觉一片漆黑，以为我的话还是偏袒黑暗。

我同季肃曾互勉，以五十岁后岁月贡献于后辈，此时家庭儿女责任已尽，我们不但不为利，亦不为名，在学校只为教育而教育。我除开严守分际，不问学校行政之事，此事季肃先责我而后了解，其他心无不尽。这合作情形是可感念的，个人亦快乐的。

若干年中，同学们遇进修、行止乃至成家问题不决时，常承家长之嘱：“去与曾先生、沈先生商量商量。”有时她们先就我与季肃商量，而后告家长；这段国难中得同辈和后辈的信任，我永远引以为荣。我到美国，第一班同学冯德璋、王定扬夫妇曾接去做客，孩子称我“外婆”，邻居以为德璋的母亲到了。每年元旦，必来长途电话，德璋说过后必曰：“定扬亦要和沈先生讲几句。”德璋是胜利后首届考取的自费留美学生，南屏在美惟一的同学。

吾弟君怡战后初次到沪，返渝之日，天大风雨，我正有课不能送他。将出门，熙治在旁说：“舅舅！几年来妈咪都如此，劝之不听。”君怡说：“妈咪是对的。”在紧张时期，我坐黄包车赴校，大纲骑脚踏车送我。这许多校内校外的朋友鼓励我，成此志愿，都是难得的。地角天涯，遥祝健康，并告不忘。我在南屏虽仅短短的十年，南屏是万万岁的。

〔补记〕我后来由美返台，遇见南屏学生孙淞月，从淞月听到另一同学沈婴齐。又回到我自序里所提到的陈仁慧的父亲陈绍虞先生，来打听我有否他女儿的消息。再来美国，又遇到吴冠芳，她同丈夫徐拔和及儿子们来看我，她一家同孩子们都务说中国话，顶大的孩子能读中国书报，在此是不容易的事，冠芳嗫嚅着说：为引孩子兴趣许看武侠小说，孩子们以为妈妈的老师是个老先生，发见我是一老太太。冠芳就是在学校时有事先来和老师商量，而我和季肃要她先报告母亲的人。国难时在讲堂里的伙伴，她们的一代，比我们的一代更艰难，而都能努力适应。

（原载《传记文学》第十一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