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 南屏十年（第6/7页）

亦由我在校庆时先解释歌意而后合唱。“江潮滚滚”是浙江之潮，推动教育者之热情，不忘南屏前身由杭州而来，记历史而不是分门户。南屏每年有两次大典：元旦的校庆，六月间的毕业式：两次我都作校董会的代表致辞，每次都唱国歌为始，唱校歌散会。我最后一次听此歌声，在一九五〇年的元旦，卅八年（一九四九）暑假前，局势甚紧急时，我完成教书十年之约，参与所教最后一班高三毕业式。向例，行毕业式之下午，同学会演剧送毕业同学。这年是最寂寞的一次，代以师生聚餐，我亦参加。在这以前几个月，我的亲友陆续离沪，仲完和性元离沪时都邀我同行，仲完且为我定妥船位，我均以十年之约相差无几，情不能已，而得她们谅解未同行。自抗战以来，我又一次自愿孤立矣。这次，季肃不但未强留我如往日，且时时为我耽心，私问同事中之比较“左”倾者：“如沈先生者，留着不要紧否？”有一个时期，我亦见季肃日夜或冒暑奔走，老人与老人有难言之同情，然不愧对责任矣。卅八年的除夕，我备好两封信送南屏：其一是正式致校董会的辞职书；其二是致季肃、元璋、元琪、之微、韵漪、仰苏六位最初来邀我参加的同事，说明次晨我不再代表校董会出席校庆典礼，下午当到学校看同学会的戏，吃学校寿面。附花篮一只为我的贺礼。时季肃正北上为女儿入院分娩不在沪。我所以只早一日送信，免同人再来相劝，十年之约是有言在先的。抗战中，我曾经有一时表面上不为董事长，租界被占领后，校董会议决教育不中断，我愿随诸同事照常上课，并声明异日如有过必同受，惟董事长或不免为外界注目，请准我辞。季肃愿代我，在议事录上写我因病辞职，待我康复，实际我负责至此时始交卸责任。

十年来，大半的时间在艰难中过。在一个无可告诉的时期，处五六百个同学和三十来位同事中，日日向前推动，季肃校长的职务是不易当的。她尽可能请到好的教师，安排可以读书的环境；我尽可能周旋其间，说几方面可得平心的话；我们都尽可能自己少做坏的榜样。在艰难的生活中，教职员希望待遇稍好，家长希望学费不增加，这两个问题就绝对冲突。每遇校庆开会，各级都要独有表现，节目安排到两天。我只能在自己的班上说几句话，我说：整体须互相随喜，庶几“八音克谐”，若一音硬要独出，反伤全调。南屏短短历史，庆祝要两天，若干年后校庆，要放假一星期，引得全班大笑。我在讲前贤往哲不同的思想见解时，劝同学对当前问题要用自己的判断。不但赞成一件事，要深下功夫，即反对亦须如此。若只盲从，则成系侥幸，败乃冤枉。青年无不可爱，然甚易变，能有理性，则差亦不远。一个同学曾问我：想做好人，往往碰壁。我告她：社会有病，故不容健康，然必支撑；支撑者愈多，则病去愈快，少碰壁矣。我离沪前不久，这同学正由金华过沪北上，夫妇都任教职，生活不像宽裕，而精神健康，我步送她至电车站送其上车，甚为高兴。从我这一辈以来，中国已经有不少青年，承受国债多于国恩。刹那间，壮志被习俗、生活引诱，所卷去者多矣，人情之可移本如此。若干年来，利用或压迫青年，政治势力渗入学校，为国家民族，这点是难以苟同的。据同人经验，抗战中的上海，是最无干涉而可以专心办学，言之伤心。胜利后，一般人由希望而到失望，学子亦被几方引诱或压迫，渐多外骛。民国卅五年（一九四六）六月的南屏毕业式，我的致辞超出平常范围。往常速记者事后都来索我原稿，这次未曾，手头尚有草底，理出大致如下：

南屏是在国家播迁中产生，一直在风雨飘摇战战兢兢中过生活。今日首次在胜利复员中举行毕业典礼，大家应该特别高兴。回想去年此刻的上海，敌人从西南太平洋节节败退，美国兵在琉球登陆，在中国大陆几百万日军还想作最后挣扎。上海地方东也濠沟，西也炮位，这些设备杂放在居民住处之中，将拖中国人与同死。我们则日日望飞机来轰炸，望美军从海上登陆，因只有轰炸和登陆可以解决上海，可以早结战事，连我们自己生命可能提早结束都忘记了。胜利如果延迟一年，上海或作战场或成焦土，我们在座福斯，不是死亡，亦得散伙，今日之会决不可能。想到这点，在我们个人而说，该是侥幸而当满足的了。个人虽如此，然对国家则一点希望没有看见。我们在抗战中预作的好梦：国难后大家识得艰难困苦，困难后知道奋发图强；中国人了解爱中国人；不再打自己、欺侮自己。这些好梦一个未曾实现，所见却都与之相反。敌人在占领期间还能做一点他们所谓建设工作，而我们接收以后连管理下去的能力都没有。苛刻一点说，我们十足表现了“缺德”和“低能”。我们有不少的“光明”方面，但全被“黑暗”笼罩，为“黑暗”抹杀，我们几乎“白抗战”“空胜利”。